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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上述规定，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问题的建议，决定如下：
一、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二、列于本决定附件一的香港原有的条例及附属立法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三、列于本决定附件二的香港原有的条例及附属立法的部分条款抵触《基本法》，抵触的部分条款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四、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自1997年7月1日起，在适用时，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的地位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如《新界土地（豁免）条例》在适用时应符合上述原则。
除符合上述原则外，原有的条例或附属立法中：
（一）规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法律，如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不一致，应以全国性法律为准，并符合中央人民政府享有的国际权利和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任何给予英国或英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特权待遇的规定，不予保留，但有关香港与英国或英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互惠性规定，不在此限。
（三）有关英国驻香港军队的权利、豁免及义务的规定，凡不抵触《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的规定者，予以保留，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军队。
（四）有关英文的法律效力高于中文的规定，应解释为中文和英文都是正式语文。
（五）在条款中引用的英国法律的规定，如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不抵触《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其作出修改前，作为过渡安排，可继续参照适用。
五、在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条件下，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对其中的名称或词句的解释或适用，须遵循本决定附件三所规定的替换原则。
六、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如以后发现与《基本法》相抵触者，可依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附件一：香港原有法律中下列条例及附属立法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1．《受托人（香港政府证券）条例》（香港法例第77章）；
2．《英国法律应用条例》（香港法例第88章）；
3．《英国以外婚姻条例》（香港法例第180章）；
4．《华人引渡条例》（香港法例第235章）；
5．《香港徽帜（保护）条例》（香港法例第315章）；
6．《国防部大臣（产业承继）条例》（香港法例第193章）；
7．《皇家香港军团条例》（香港法例第199章）；
8．《强制服役条例》（香港法例第246章）；
9．《陆军及皇家空军法律服务处条例》（香港法例第286章）；
10．《英国国籍（杂项规定）条例》（香港法例第186章）；
11．《1981年英国国籍法（相应修订）条例》（香港法例第373章）；
12．《选举规定条例》（香港法例第367章）；
13．《立法局（选举规定）条例》（香港法例第381章）；
14．《选区分界及选举事务委员会条例》（香港法例第432章）。
附件二：香港原有法律中下列条例及附属立法的部分条款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1．《人民入境条例》（香港法例第115章）第2条中有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义和附表一“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规定；
2．任何为执行在香港适用的英国国籍法所作出的规定；
3．《市政局条例》（香港法例第101章）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4．《区域市政局条例》（香港法例第385章）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5．《区议会条例》（香港法例第366章）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6．《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香港法例第288章）中的附属立法Ａ《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议会选举费用令》、附属立法Ｃ《立法局决议》；
7．《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香港法例第383章）第2条第（3）款有关该条例的解释及应用目的的规定，第3条有关“对先前法例的影响”和第4条有关“日后的法例的释义”的规定；
8．《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法例第486章）第3条第（2）款有关该条例具有凌驾地位的规定；
9．1992年7月17日以来对《社团条例》（香港法例第151章）的重大修改；
10．1995年7月27日以来对《公安条例》（香港法例第245章）的重大修改。
附件三：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中的名称或词句在解释或适用时一般须遵循以下替换原则：
1．任何提及“女王陛下”、“王室”、“英国政府”及“国务大臣”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如该条款内容是关于香港土地所有权或涉及《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则该等名称或词句应相应地解释为中央或中国的其他主管机关，其他情况下应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任何提及“女王会同枢密院”或“枢密院”的条款，如该条款内容是关于上诉权事项，则该等名称或词句应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其他情况下，依第1项规定处理。
3．任何冠以“皇家”的政府机构或半官方机构的名称应删去“皇家”字样，并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应的机构。
4．任何“本殖民地”的名称应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有关香港领域的表述应依照国务院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作出相应解释后适用。
5．任何“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等名称或词句应相应地解释为高等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6．任何“总督”、“总督会同行政局”、“布政司”、“律政司”、“首席按察司”、“政务司”、“宪制事务司”、“海关总监”及“按察司”等名称或词句应相应地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政务司长、律政司长、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或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民政事务局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海关关长及高等法院法官。
7．在香港原有法律中文文本中，任何有关立法局、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名称或词句应相应地依照《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解释和适用。
8．任何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解释为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单独或同时提及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相应地将其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9．任何提及“外国”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地区，或者根据该项法律或条款的内容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提及“外籍人士”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外的任何人士。
10．任何提及“本条例的条文不影响亦不得视为影响女王陛下、其储君或其继位人的权利”的规定，应解释为“本条例的条文不影响亦不得视为影响中央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所享有的权利”。









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片析
——《儒教与道教》读书报告

伍德裕

韦伯，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是社会学界的顶级大师之一。德国特色的大学制度造就了韦伯的博学多才——当然这跟他个人的努力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连音乐等艺术科学都极有研究，学术涉猎范围很广。思想体现在著作上，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富含多种学科思想的交杂，意涵十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以前曾读过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不算厚，但对于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读韦伯的书是一件苦差事，一本书往往要仔细阅读几遍才能粗窥全意。这次所看的《儒教与道教》尤觉更难，虽然书中写的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内容，但看起来却似乎有点陌生，韦伯在其书中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这应该是韦伯独特的分析视角所致的吧。

一、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概述
韦伯的学术成果中很显耀的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观，通过比较、分析来寻求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首，接下来陆续写出《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及未完成的《伊斯兰教》，这一系列著作构成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集中体现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的这一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宗教伦理根源。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贸易等比较发达吗？那为什么世界其他民族如中国、印度等也曾有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有过繁荣的商业贸易等资本主义所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韦伯独具慧眼，他认为是宗教伦理在当中起着作用。“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 西方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伦理观，他的论据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该教义宣扬人是否得到救赎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这意志是预定的而且无从获知，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以取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所预定的“选民”。这种工作伦理无疑给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了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才造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完成了西方新教伦理的研究之后，韦伯转而研究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的宗教伦理，他认为这些民族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受到了其所信奉的宗教伦理的制约。通过与西方新教伦理的比较，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得益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

二、《儒教与道教》部分解读
以上是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简单概述，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放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上。《儒教与道教》是韦伯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之后的研究成果，虽然书是以教派来命名，但是整本书不仅对宗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阶层等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全书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1~4章）#2#主要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层面的特性，并将之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作比较，这些方面基本是属于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书的后半部分（5~8章）则集中分析了宗教方面的因素，这是对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有关的精神方面的因素所做的分析。韦伯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若要对其整本书作评析大概可以著成一本小书了，笔者不欲也无力如此，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想对韦伯书中儒教部分的分析作一下梳理。
韦伯之所以把对儒教精神的分析放在后头是有其道理的。他在书的前半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表明：虽然不稳定的货币制度、缺乏自主性的城市、家产制的国家结构、势力强大的氏族组织、实质主义的法律制度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理性化进程，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也能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如：中国人具有举世公认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的商业行会比许多西欧国家更加强大和自治、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巨幅增长、中国人没有基于出身的身份限制及可自由迁徙等。既然在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也有弊的物质条件，那么单从物质条件因素分析是无法得出资本主义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的结论的，必须从精神层次来着手分析。
1、儒教的社会秩序观及其伦理的此世倾向
儒教作为盛行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教派，其所宣扬的伦理观对中国人的精神、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儒教的经典里宣扬的基本是入世的俗人的伦理道德。儒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这个世界中，宇宙秩序是固定的不可违反的，人类所生存于斯的社会秩序不过是这宇宙秩序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儒教肯定这个世界的秩序，俗世中的人所需做的只是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只有当人能将一己融入宇宙的内在和谐之中，那么心灵的平衡与帝国的详和方可且当可获得”#3# 俗世中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克己守礼，抑制由狂欢、极乐的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对秩序的和谐与平衡造成破坏。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这在儒教中不存在。“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过先知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祈祷。”#4# 从来未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出伦理的预言，因此在中国从未出现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儒教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儒教徒看不到尘世行为与彼世报答、与宗教救赎之间的任何紧张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通过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这样就使儒教丧失了对现实世界提出超越要求的内在精神动力。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他们眼中没有清教徒的救赎观念。这使得儒教的伦理观带有一种很强的此世倾向。“中国的宗教——无论其本质为巫术性或祭典性的——保持着一种此世的心灵倾向。”#5# 儒教徒所追求的是“他在此世的命运——为了长寿、为了子嗣、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6# ，这些是他们此世奋斗的终极目的。与儒教的这种对世界的随和态度相对，清教伦理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清教徒对超世的上帝负有宗教的义务，在他们的伦理观中都有原罪这个概念，他们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无一例外都是堕落的，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清教徒应该做的是抑制自己的欲望，尽自己的努力辛勤劳作，把自己的职业看成一种天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荣耀上帝，以自己辛勤劳作所获得的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将在灵魂上获得上帝的救赎。
2、儒教伦理的“担纲者”——士的性格对经济理性的阻碍
韦伯认为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有其社会中的阶层基础，也就是说，宗教伦理都有其“担纲者”。虽然“打造出某一经济伦理之独特面相的决定性阶层，会随着历史的流转而变更。某一阶层的影响力也从来不是完全绝对的。”#7# 但是，“我们通常还是能指出某些阶层，其生活样式对于诸宗教而言，至少是关键的。”#8# 中国的士人阶层便是儒教的担纲者，他们熟读儒家经典，并对世俗的官僚职务抱有很大的兴趣，他们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进入统治阶层而享有政治权力，在社会上享有高度的特权地位。换个角度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统治阶治，是因为他们对于儒教思想的熟谙。因为“惟有精通文献与传统的人，才被认为是够资格在仪式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内的行政，以及君侯正确的卡理斯玛生活样式的人。” #9#
儒家的教育在于使学生的心灵完全融入经典之中，从经典的陶冶中获得一种内化的理想性格及德行。达到合于经典所要求的圆满与完美，便成了每个儒教徒的最高憧憬。他们只有深入经典之中，通过不断地学习及领悟，在经典的陶冶下使自己的性格及德行臻于完善。在将自己调适于世界的过程里，士人是以一己的修为为目的，而不是以一己为达成某一功能目的之手段。士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各方通达的能人，因此他们排斥职业的专门化，尤其鄙夷基于追求利得的经济生产上的专业化。士人的这种排斥专门化的立场阻碍了官僚体系功能的专门化，也阻碍了需要专门化的经济企业朝向理性化的发展。
以上两点是笔者在阅读韦伯著作的过程中觉得儒教伦理体系中阻碍资本主义产生最重要的两点制约因素，当然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因素，如儒教的和平主义性格对政治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等，相对上述两点来说重要性较小，不再详述。

三、一点小评论
对学术修养尚浅的笔者来说，谈要对学术大师韦伯的著作进行评论似乎有点自不量力，笔者但求在读韦伯的书时面对这么庞杂的分析不致曲解他的思想，并能从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就足够了。不过，笔者还是愿意谈谈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首先，笔者对韦伯写这本书时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很感兴趣，他所采用的文献，有些是中国古代经典书籍的外文译版，有些是华裔学者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研究论文，有些是外国学者或传教士对中国研究的文章，文献资料及其有限。而且，这些文献是否能成为研究中国的可以依靠的资料尚值得怀疑，比如中国古代经典的外文译版是否存在对经典的曲解，外国学者、华裔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否是对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等。韦伯从未到过中国，他想完成一部对中国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都涉及的大论著，只能“电视转播式”地通过对这些有限的资料的利用来进行其研究，想必难度也不小。他的论著究竟是否基于这些材料的范围之内，还是经过了自己主观的演绎拓展，如果有，会不会产生偏差。
其次，韦伯的著作中似乎洋溢着一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分”自豪，以至于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只有西方的拉丁字母才是具有理性的——“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10# 他甚至以为，中国文字在“结构上的异常理性的物质，使得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11# ，虽然他罗列了一大些理由，但是我想提出质疑的是，西方的文字既然更具理性，是否意味着它在表达上更具优势——在同样的时间里相对汉字能表达出更多的内容，抑或更易理解，还是语言在表述上更加无懈可击不至引起歧意……我想这些都不至于吧。至于他认为中国的语文无法发展诗与系统性的思维，我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否则，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上百年的古诗词在我们口中读起来是那么的琅琅上口、意境优美，难道只是我们的错觉吗？当然，这些细节与主题似乎关系不大，笔者言此的目的是想问，韦伯的这种对西方理性的主观上的过分自豪感难道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情况研究的客观性吗？



注：
#1# 引自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 P15；
#2# 第五章士人阶层归入宗教层面分析为宜，因为士人阶层是儒教伦理的“担纲者”；
#3# 引自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版 P220；
#4# 同上 P208；
#5# 同上 P210；
#6# 同上 P210；
#7# 同上 P463；
#8# 同上 P463；
#9# 同上 P168；
#10# 同上 P185；
#11# 同上 P185。



参考文献：
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
韦伯著 丁晓、陈维纲等译 《宗教社会学导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