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５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公民，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抢险、救灾、救人，表现突出的行为。
第四条 对公民见义勇为的奖励和保护，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第五条 财政、公安、司法、卫生、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履行鼓励和保护公民见义勇为的职责。
第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见义勇为。
第七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可根据其事迹和贡献，给予下列表彰：
（一）嘉奖；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系统、本单位的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表彰。
第八条 有关单位、组织或公民，可以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申请对见义勇为公民给予表彰。
对属于见义勇为行为的，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予以确认的决定；不属于见义勇为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三十日内确认的，经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
第九条 给予嘉奖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批准；
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申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评定见义勇为者的条件、程序应当公开、公正。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对受到嘉奖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发给不低于五千元的奖金。对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发给不低于一万元的奖金。
对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市人民政府发给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其中，牺牲的或因致残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发给不低于二十万元的奖金。
荣获“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公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晋级、晋职等优先权；荣获“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
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的受益人、见证人应当如实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提供证明。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应分别设立见义勇为基金。
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
（一）财政拨款；
（二）社会单位和个人捐款；
（三）向社会募集；
（四）见义勇为基金的孳息等收益；
（五）其他方式筹集。
第十四条 见义勇为基金用于：
（一）奖励见义勇为公民；
（二）慰问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
（三）为见义勇为公民办理保险；
（四）本条例规定的其他用途。
第十五条 见义勇为基金在市和区县（自治县、市）财政建立专户，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负责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级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第十七条 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当及时依法从重惩处。
第十八条 对见义勇为负伤公民，各级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治疗。
第十九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医疗、护理、营养、误工、交通、丧葬等费用，依法由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有能力承担而不承担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裁决或判决并强制执行。
前款所列费用中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在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前，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垫支，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后冲抵。
没有加害人的，或者虽有加害人但加害人或其监护人下落不明或无力承担的费用，受益人有能力补偿的，由受益人适当补偿，不足部分或受益人无力补偿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见义勇为公民属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临时人员、离退休返聘人员）或企业职工的，视同工伤（亡）认定其伤（亡）性质，并享受工伤待遇。参加了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工伤待遇。工伤待遇之外的部分，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解决。
（二）见义勇为公民属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农民或学生的，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部分及未参保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解决。
第二十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由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按规定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一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有工作单位的享受工伤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评残抚恤，并由劳动保障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或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优先安置；
因见义勇为致残并使劳动能力受到一定影响的公民，在就业前，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生活救济费；
因见义勇为致残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生活救济费。
第二十二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按照国家和市有关因公（工）伤亡的规定办理；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第二十三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的，本人及亲属有权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拖延、拒绝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从事见义勇为公民奖励和保护工作的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贪污、侵占、挪用见义勇为基金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弄虚作假骗取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的，由原审批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追回所获奖励及其他相关的经济利益；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不法侵害或面临危险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或抢救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六、十七、十八条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呈高发态势,日渐增多。为有效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经济发展安全,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对刑法的修正和解释,逐步扩大了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经济违法活动划为刑法的调整对象。骗取贷款罪作为刑法“扩张”的成果之一,于2009年“入刑”,但是目前骗取贷款行为在我国仍大量发生,其不但扰乱了我国金融管理秩序,还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运行安全,因此正确理解、运用现行法律,打击处理此类犯罪问题,对维护社会金融秩序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起到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基本案情:
2012年5月2日,阳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该县信用合作社举报:其单位工作人员在对贷款户龚某、张某、徐某和马某等人清收贷款时,发现龚某、张某、徐某和马某所贷出的资金并非其自己使用,实际使用人均为张利(化名),导致上述四笔贷款本金共计壹佰肆拾万元无法收回,张利有骗取贷款的嫌疑,请予以查处。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张利(化名)在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期间,骗取或借用龚某、张某、徐某和马某等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用上述人的名义、以上述人做煤炭、钢铁生意为由,同时提供虚假的财产证明和虚假的保证人情况,从阳原县某乡信用社贷款共计壹佰肆拾万元供自己使用。另外,犯罪嫌疑人张利用其本人的名字,在提供虚假的财产证明和虚假的保证人情况下同样在阳原县某信用社贷款肆拾万元。上述贷款共计壹佰捌拾万元,经阳原县信用社工作人员多次催要,张利(化名)至今未归还。
案件带给我们的思索:
一、骗贷罪是否要以金融机构的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
在审查起诉此案中,办案人员对骗取贷款罪是否要以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为必要条件产生了分歧:1、有办案人员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0年5月出台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即“一定的数额”或“一定的损失”都可以是认定骗取贷款罪的前提,“实际损失”不是骗取贷款罪的必然性要件。2、另有有办案人员认为 “行为人仅仅骗贷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骗贷,却并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那就明显属于一般的市场背信行为,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并未触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因此不应以该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两种观点,作者认为第一种更为合适,理由如下:
首先,在立法原意上,全国人大的立法草案中已经说明,设立该罪的目的在于惩罚那些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危害金融安全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骗贷的原因多是因为贷款人的资信存在问题,无法通过正常的贷款审查程序,而“资信”又是评价贷款人还款能力的重要指标,贷款人不真实的资信,无疑会增大银行贷款和利息的回收风险,具有当然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贷款数额越大,回收风险也就越大,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行为人骗贷行为本身已经危害到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和严重的今天,“骗贷数额较大”的行为人理应受到刑罚的惩戒。为此“追诉标准”中的“骗取贷款100万元以上”的行为,即便没有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也应当成为骗取贷款罪的打击对象;
其次,骗取贷款罪有对贷款诈骗罪进行补漏的作用,即对那些有证据证明其贷款是以欺骗手段骗取金融机构的审贷程序通过,但无证据证明其对贷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惩罚,贷款诈骗罪中的“诈骗数额”也未必就是损失额,还有可能被追回,但即使被追回,诈骗人一样要面临刑罚。如果不对“骗取贷款数额巨的”进行处罚,无疑会使这一罪名的补漏作用大打折扣。
二、“借新还旧”行为对骗贷罪数额认定的影响
借新还旧,又被称为“转据”,是指贷款到期后不能按时收回,又重新发放贷款用于归还部分或全部原贷款的行为。在目前检察机关办理的骗取贷款案中,“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骗取贷款”的人普遍资信程度较差,贷款到期后要么无力偿还本息,要么想继续使用贷款,而银行或贷款人都有可能会提出借新还旧的要求,在“借新”的贷款审查中,往往会继续使用或沿用第一次骗取贷款时所使用的虚假材料。那么,这时的骗贷数额应如何计算?是按第一次骗贷的数额计算,还是按借新还旧的多次贷款中数额最大的一次计算,抑或将多次贷款额累加计算?
作者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第一次骗贷的数额”作为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数额。这是因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我们考虑是否给予刑罚以及刑罚轻重的重要指标。而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安全。“借新还旧”是当下商业银行为调低不良贷款率,完善担保和弱化贷款风险的一种普遍操作手法。虽然“借新还旧”也在业界存在争议,认为其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贷款风险。但至今为止,相关法规并未有禁止“借新还旧”的规定,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借新还旧”行为危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的程度,达到了刑罚的适用要求。此外,对于银行来说,贷款人多次的“借新还旧”,实质上其所使用的贷款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延长了使用时间而已,社会危害性并未有更大的加深。如果累加计算,势必有违刑法的罪责相适应原则。
三、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管控制度缺陷
在对上述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我们发现基层信用社个别主任、信贷员职业道德低下,贷款制度形同虚设,违规操作现象较为突出。表现在贷前调查闭门造册,贷时审查草率了事,贷后检查疲于应付,其背后甚至存在着信用社员工及其管理层的犯罪行为。基层信用社的领导或信贷员之所以这样做,多是有利益驱动,这种利益的驱动表现在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和好处,或者借款人通过领导人打招呼及人情关系等。当这样的“违规贷款”被发放之后,由于贷款人先天“资信”低下,使得此类贷款多数无法收回,最终造成国家贷款的重大损失。原本,金融机构内部对“贷款风险”的管控应成为预防骗取贷款犯罪的利器,然而现有制度并未起到其应有之用,某种程度上讲有时甚至成为犯罪的“帮凶”。为此,建议信用社设立专职风险内控管理部门,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堵塞漏洞,强化管理,切断骗取贷款犯罪发生的源头。
四、“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存在可能酝酿着金融机构巨大的经营风险
在办理上述案件时,作者发现“借新还旧”现象不仅只是存在于骗取贷款犯罪中,在其他金融机构合法发放的贷款中,“借新还旧”现象也是大量存在。作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的发放和收回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操作方式,这种“借新还旧”的形式,表面上看信用社的贷款合理,不仅扩大了贷款规模,而且还收回了贷款,但实际上已形成巨大的风险。借新还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推迟了信贷风险的暴露时间,沉淀并累积了信贷风险,一旦有此类贷款大户“搁浅”,势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流转,造成支付困难,形成金融风险。
此外,现今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发现银行出现违规贷款时,往往以结果论,并以此对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进行问责,所以当出现违规发放贷款的问题,基层信用社往往会捂盖子,不愿将其暴露出来,并对违法发放贷款的存在避而不谈。可以这样说,金融机构内部不合理的问责、考核机制,成为促使“借新还旧”现象大量存在的因素,亟待完善。
五、“冒名顶名”贷款行为严重困扰了骗取贷款案的审查起诉工作,急需明确答复和尽快解决
所谓“冒名顶名”贷款,是指在金融借款业务中,名义贷款人和实际使用人不一致,有的是“顶名”,即名义贷款人明知实际贷款人使用自己的身份贷款,出于亲朋好友帮忙、上下级关系等原因,默许实际借款人借款;有的是“冒名”,即名义借款人对借款全然不知,是实际使用人冒用他人名义借款的。近年来,“冒名顶名”贷款造成的不良贷款较多,每个基层信用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县信用联社信贷资产的质量。同样,大量“冒名顶名”贷款纠纷案件的出现,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工作带来了更多困难,骗取贷款案件数量多、涉案金额大、争议大,审查起诉难度原本就大,再加之“冒名顶名”贷款行为的出现,使得检察机关在认定贷款是否是被“骗取”以及多少贷款是被“骗取”时产生困难,例如,审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以被“冒名顶名”人知道或同意其使用“冒名顶名”人的姓名贷款为由进行辩解,否认自己的行为属于骗取贷款的范畴,而证明被“冒名顶名”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贷款行为同意或不知情的证据又极其难取;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民事部分时,信用社因其与犯罪嫌疑人(实际借款人)之间并无契约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又怕承担审批贷款的责任,故坚持被“冒名顶名“人(名义上的借款人)就是被告,而被“冒名顶名“人以其不是实际借款人,未拿到贷款等为由提出抗辩,双方争议较大。因此,为了更好的查办此类骗取贷款案,司法解释需9要对骗取贷款罪进作进一步的阐述。
(作者系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