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服务商标继续使用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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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服务商标继续使用问题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服务商标继续使用问题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依照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我局商标局自1993年7月1日起，已受理服务商标的注册申请，并将于今年10月核准首批服务商标的注册。为了保障服务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充分考虑到有关
服务商标使用人的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服务商标的继续使用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所述之“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服务商标”，是指在该日前已开始使用，且在该日仍使用在同一服务项目上的服务商标；但在该日前三年内一直未使用的除外。
二、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服务商标，虽与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公众熟知的服务商标除外）相同或者近似，仍可依本通知的规定，由其使用人继续使用。
三、服务商标继续使用时，使用人须遵守下列规定：
1、不得扩大该服务商标的使用地域；
2、不得增加该服务商标使用的服务项目；
3、不得改变该服务商标的图形、文字、色彩、结构、书写方式等内容，但以同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区别为目的而进行的改变除外；
4、不得将该服务商标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四、使用人违反前条规定的，视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由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的相应规定予以处理。
五、按本通知可以继续使用的服务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则原使用人不得再继续使用。
六、服务商标的注册人同继续使用人发生纠纷时，使用人应当向处理该纠纷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提供其在1993年7月1日前实际使用该服务商标的证据。
1993年7月1日以后使用的服务商标，使用在同种或类似的服务项目上，与他人注册的服务商标发生相同或近似的，按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处理。
继续使用与注册人的使用发生实际混淆，造成消费者误认的，继续使用人应在使用服务商标时，增加地理名称标志，以便于与注册人使用的服务商标相区别。
七、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199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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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
严佳维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使用武力曾被认为是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利，然而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人类基于对战祸的厌恶而对使用武力加以理性限制的努力几乎从未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渴求和平与安全的人们建立了联合国，这一“在集体安全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础上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普遍性组织”及其组织章程《联合国宪章》，在其后的60年间，它们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规模各异的地区冲突也时有发生。
更值得关注的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武力冲突都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强国之一及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的两大工具——武力之剑与国际法之盾在美国对外政策战场上投下了两道持久对立的阴影。” 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国内乃至世界国际法学界对“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问题的争辩。
一、本书篇章介绍
通过解读由著名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等学者编著的《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一书，我对80年代美国国内引发的关于美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武力使用是否“真正符合”国际法的细节问题以及国际法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所扮演的检查角色等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大辩论的相关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
本书从篇章结构上看分为两大块：
前言 :
真理和强权之辩------ （代译序）
序------ 约翰•坦普尔司温
引言：20世纪80年代的大辩论------大卫•J•谢夫
正文:
第一章 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艾伦•杰森
第二章 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路易斯•亨金
第三章 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斯坦利•霍夫曼
第四章 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威廉•D•罗杰斯
该书是一本对美国数十年来外交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的论文集，作者们在美国国际法学界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他们各自从法律、政治、道德伦理等多种视角对美国历任政府的重大外交举措，军事行动进行了评析，其中不乏对立观点的争鸣，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尽管这本书中描述的内容时间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时期，2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书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已不具备现实意义，但美国作为二战至今始终存在的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对“强权”和“真理”，“武力”和“国际法”的态度对分析其目前对外政策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本书内容概述
在第一章《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中，珍妮•柯克帕里克和艾伦•杰森对里根主义及其对国际法的刻意影响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他们在文中主张“里根主义”非但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背，反而是履行了《联合国宪章》要求捍卫人类民主、人权的义务。他们将促进民族自决、维护世界人权看作是美国政府的信仰，并重申“合法政府应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被统治者意志的基础之上”这一信念并没有随着1945年宪章的签署而消亡。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里根主义”和苏联的勃列日列夫法则、民族解放理论是本质不同的，因为苏联将干涉作为其压制民族自决的自由表达、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信条，而“里根主义”是为了维护和促进自由。在此，有必要引用一下被里根主义思想奉为经典的一段话：“不干涉主义，作为一种准合法性的道德准则，须为所有政府所接受。如同自由国家，独裁者们也须同意受其约束。除非他们如此行事，否则自由国家对其的信守只会招致令人痛苦的结局：非正义方可以援助非正义方，而正义方却不能援助同样的正义方。为推行不干涉而进行的干涉总是正义的，总是道德的，即使并不总是审慎的”。
关于这两位作者的背景也值得关注一下，珍妮•柯克帕里克曾于1981—1985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里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理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艾伦•杰森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也参与了里根主义的发展进程。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文中为何始终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的了，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导的对外政策的基调，尽管其间也因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而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接着在第二章《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中，路易斯•亨金教授对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国际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他对《联合国宪章》内包含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法则、重新诠释宪章的努力、人们对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性规范的例外建议、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法律权威解释、国家服从宪章的问题以及里根主义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法律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废弃宪章法则对于任何美国政府而言都是不可行的政策；重新解释宪章法则以削弱和模糊其规范化禁令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里根主义不管其在国内的支持如何，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它应该被抛弃，而且如果再次被证明有必要的话，美国也应采取杜鲁门主义，即有权“提供援助现有的民主政府抗击直接或间接的甚至包括国内叛乱在内的武装进攻来捍卫民主”。他的观点应该在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都具有一席之地，也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对武力使用原则的理解。
在第三章《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中，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专门论述了由超级大国建立并遵守的行为规则——“超级大国行事及相应行事的道德框架深远影响着它们之间一些未成文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对一超级大国最终诉诸武力抑或寻求合作之道起着决定作用”。他指出《联合国宪章》及有关武力使用的各种国际协定都包含着诸如“强制”、“对等”、“追求共同利益”这三大基础道德准则，就连调整美苏间的非正式安排也与道德考虑相关。同时他在文中提出了“实在”规则和“内在”规则的概念：“实在”规则源自超级大国之间“状况”的特定性质，它包括核威慑规则和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规则；而“内在”规则是超级大国为执行实在规则而构想出来的，如核领域中包含有维持核心均势、增强稳定性、禁止实际使用核武器这三类规则。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这些游戏规则的道德内涵，并对其利弊尤其是否定的一面进行了论述，他得出的结论是：里根主义从道德基础看，比起从法律基础看来更是不为人所取。对于美国而言，推行里根主义的代价或许很低，但事实上是将极其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了无辜的民众，他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美国试图削弱或摧毁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此外，他认为，在苏联经受国内和对外行为的剧变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在建立符合道德标准的游戏规则中扮演主要角色。
最后一章《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由担任过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威廉•D•罗杰斯执笔，尽管他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还是客观公正地评述了前几位作者的观点，总的看来他在使用武力的立场上和路易斯•亨金的观点大体一致，是反对里根主义的。他通过分析二战后国际法所面临的许多严峻事实和全球范围内的正式非正式的立法成果，指出：战争是战后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特征，尽管宪章没有实现彻底消除战争这一“人类灾难根源”的目标，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最大成就。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国家之间能够有效利用的毁灭性力量和它们之间实际使用的武力日益加剧的失衡，都在法律原则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他承认《联合国宪章》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款成为了理论上衡量武力使用的标准，它本身存在不严密，不严密会引发不确定，不确定则会导致规避的产生。他强调应避免纠缠于“是否所有有效限制本身都是法律’这一问题，他更看好通过特别达成的更加温和、简单但精确的协议在限制战争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三、本书对我的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大战虽然尚未发生，但地区性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从未停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事件更是频繁发生，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因而使用武力是当代国际法上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而非常巧合的是上面提到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美国直接参与或领导的，以国际法的视角审视这些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国际法原则与制度被美国的强权铁蹄所践踏。这不由使我深思起来。
在经历二战的浩劫后，于战争废墟上孕育出来的《联合国宪章》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禁止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确定为联合国会员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已发展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并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项强制规范（强行法）。 因此，该条款具有普遍而强制性的使用效力，世界上一切国家都负有不再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法律义务。在当今世界各国力量不均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该原则对维持国际和平、秩序与正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然，《联合国宪章》也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作了明确规定，只有在下述四种例外情况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
第一，反对原先敌国的行动。《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此条规定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第二，区域机关的执行行动。《联合国宪章》第52条第1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排除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用以应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而宜于区域行动之事件者；但以此项办法或机关及其工作与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符合者为限。” 《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款规定：“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除了上述两种可以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外，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两种使用武力的例外情况。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用武力才是实际可行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
其一，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这主要规定在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关集体安全措施的规定中。《联合国宪章》第42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
其二是指遭受武力攻击的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社会条件下战争的可能基础只能有两种，即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自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这样一种“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的规定，仍然有不少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使用武力，当然它们并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总是为自己寻找理由，想方设法为自己使用武力辩护，将之解释为符合宪章的规定。这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言：“对于需要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而就当代而言，武力的使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民主和社会制度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别国选择某种不同于自己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就对其进行干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曾经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经常性做法。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扛着这面大旗四处招摇，对别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状态指手画脚，美国人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因而它自认为有权对不符合它民主标准的国家进行言语甚至是武力攻击，从它称其他主权国家为“无赖国家”可以看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是对别国内政主权的野蛮干涉，它所谓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其推行国家政策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当然，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行为已有共识，正如国际法院所主张的“不得‘考虑创设一项新规则是一国有权因别国选择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就对之进行干涉’。而‘相反的观点将会使整个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和选择一国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的自由都不复存在’”。
2、人权危机和人道主义干涉
长期以来，为军事行动辩护还经常采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理由，认为为了保护某些民族不受血腥的镇压或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伤害，对相应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显而易见的，在联合国规范下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合理的 ，但从近几起大规模战争看，美国完全视联合国于无物，绕开联合国，自己随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必然会使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毕竟“使用武力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权的非常严重的——最严重的侵犯”， 而且一旦干涉者稍失分寸，则必将导致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甚至可能比原有的人权危机更为严重。美国以“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的独裁专制下丧失民主和自由，人权受践踏”为理由之一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便是很好的佐证。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始终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其他国家却要求近乎苛刻。举个例子便能很好的说明，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迄今还未批准大多数国家都已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美国的行径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断然拒绝和坚决反对，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法律显然不能以人权受到侵犯为理由——就允许任何国家进行破坏别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武力干涉” 。
3、反恐怖主义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5月14日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防护措施
第三章 监测与监护
第四章 管 理
第五章 监 督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工业劳动卫生监督管理，改善劳动环境，预防职业病，保护职工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工业劳动卫生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原则，消除或减少有害职工健康的因素，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营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的工业企业（以下统称工业企业）。
乡镇企业的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防护措施
第五条 工业企业应按国家规定具备劳动卫生防护措施。
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使用，使职工作业场所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一）设计单位在基本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中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编写工业卫生专篇；
（二）工业企业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劳动卫生防护设施设计审查时，应同时提供工业卫生专篇；竣工验收时，应同时提供有关劳动卫生防护措施卫生效果鉴定评价书；
（三）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或投产验收时，有关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内容应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联合审查同意后，方准施工或投产。
第六条 现有工业企业应按国家规定每年在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中提取经费，用于改善劳动条件，增强卫生防护措施，减少或杜绝职业病发生。
第七条 任何工业企业不得将没有卫生防护措施而有害人体健康的作业转移或外包给其他企业及个人。凡因转移或外包有害作业而使承包者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全部由转移或外包单位承担。
第八条 工业企业严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参加有职业危害的工业生产劳动。
第九条 工业企业应执行国家有关女工保健的规定，保护女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健康。
第十条 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又未在限期内治理，严重影响职工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
第三章 监测与监护
第十一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测与监护的内容：
（一）劳动环境中各种粉尘、毒物、物理因素及其他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测定；
（二）劳动卫生防护措施的卫生效果鉴定与定期评价；
（三）有毒有害工种职工的就业前健康检查和定期健康检查；
第十二条 监测与监护期限按职业危害程度确定：
（一）产生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每三个月测定一次；
（二）有噪声、射线或其他物理因素等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每六个月测定一次；
（三）有毒有害作业职工的定期健康检查期限，按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进行，新招收的职工，应进行就业前健康检查，方准上岗工作，凡患有职业禁忌症者，不准从事与该禁忌症相关的有毒有害作业；
（四）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卫生效果的鉴定应在其试生产时进行；企业设备大修后要进行一次卫生效果评价；定期卫生效果评价每二年进行一次；
（五）矿山劳动卫生监测与监护按国务院发布的《矿山安全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上述各项劳动卫生监测与监护，除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工业企业或其主管部门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外，均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各级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业务指导和不定期抽查。
第十四条 工业企业应将监测结果按规定期限向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上报，并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
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对本系统的监测和监护结果，应按规定报上一级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
工业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应执行职业病报告制度，建立健全各项工业劳动卫生档案。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五条 工业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工业劳动卫生工作。各级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应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机构和专兼职人员，负责本系统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管理工作，并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其职责是：
（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系统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组织、领导本系统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三）组织、管理本系统工业企业职工的健康监护和职业病人的治疗、疗养和安置工作，以及作业环境的监测和统计报告工作；
（四）负责本系统工业企业职工劳动卫生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育。
第十六条 工业企业的法人代表对本企业的劳动卫生及职业病防治工作负全面责任。
工业企业应将预防职业性危害，保护职工健康作为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内容之一。
第十七条 工业企业改变工艺流程，采用新技术、新原材料，产生职业危害的，在投产使用前，应经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第十八条 职业危害因素种类多、接触人数多的工业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设专职人员，负责本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授权其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或卫生防疫机构为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
省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企业系统的职业病防治或卫生防疫机构作为本系统的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
第二十条 各级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对下一级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实行业务指导，地、市、县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对辖区内省委托企业系统的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实行业务指导。
第二十一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职责是：
（一）监督执行国家和上级有关劳动卫生标准和规定的实施；
（二）负责劳动卫生监督、监测和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技术指导；
（三）对工业企业进行劳动卫生知识、卫生法规的宣传教育，协助培训工业企业劳动卫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四）对违反本《条例》的工业企业和责任者进行监督和处罚；
（五）定期或专题向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监督、监测及职业病防治情况。
第二十二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设立劳动卫生监督员，其职责是：
（一）监督所辖区内各工业企业劳动卫生工作，并根据监测与调查结果签署劳动卫生监督意见书；
（二）参加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调查处理，遇有争议时，有权在事故调查报告或结案报告书上签署不同意见；
（三）参加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有权不予通过和验收；
（四）根据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的决定，对违反工业劳动卫生法规的企业，提出处理意见；
（五）完成劳动卫生监督机构交办的事项。
第二十三条 劳动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可以进入生产现场了解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企业不得拒绝和隐瞒真相。
劳动卫生监督员对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与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对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实行监督。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劳动卫生标准的监测。劳动部门负责劳动卫生工程技术标准的监测；工会负责组织职工群众对本单位的工业劳动卫生工作进行监督，并教育职工维护卫生防护设施和遵守技术操作规程。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在工作中及时发现或报告隐患，避免重大中毒事故发生者；对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重大贡献者，应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罚：
（一）警告；
（二）限期治理；
（三）罚款，金额为三百元 － 一万五千元；
（四）停产治理。
以上各项处罚可以单独或合并适用。
停产治理的处罚，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立即执行。
第二十七条 受罚单位逾期拒交罚款者，每日加收1％的滞纳金，直至按规定交付罚款为止。
对违反本条例受到经济处罚单位的直接责任者、有关责任人和企业法人代表，处以一定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一次罚款在一千元以下的（含一千元），由县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一次罚款五千元以下的（含五千元），由市、行政公署的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一次罚款五千元以上的，由省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罚款由当地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执行；属省工业
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直接处理的罚款，由省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执行。
第二十九条 受罚单位或个人对罚款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对单位的罚款，在税后利润留成中列支；对个人的罚款，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按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的罚款通知书负责收缴。
罚款，上缴同级财政，用于企业改善有害作业条件和监测，不得挪用。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劳动卫生监督人员，在劳动卫生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与国家有关规定抵触时，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1988年5月14日
严佳维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使用武力曾被认为是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利，然而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人类基于对战祸的厌恶而对使用武力加以理性限制的努力几乎从未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渴求和平与安全的人们建立了联合国，这一“在集体安全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础上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普遍性组织”及其组织章程《联合国宪章》，在其后的60年间，它们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规模各异的地区冲突也时有发生。
更值得关注的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武力冲突都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强国之一及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的两大工具——武力之剑与国际法之盾在美国对外政策战场上投下了两道持久对立的阴影。” 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国内乃至世界国际法学界对“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问题的争辩。
一、本书篇章介绍
通过解读由著名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等学者编著的《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一书，我对80年代美国国内引发的关于美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武力使用是否“真正符合”国际法的细节问题以及国际法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所扮演的检查角色等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大辩论的相关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
本书从篇章结构上看分为两大块：
前言 :
真理和强权之辩------ （代译序）
序------ 约翰•坦普尔司温
引言：20世纪80年代的大辩论------大卫•J•谢夫
正文:
第一章 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艾伦•杰森
第二章 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路易斯•亨金
第三章 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斯坦利•霍夫曼
第四章 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威廉•D•罗杰斯
该书是一本对美国数十年来外交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的论文集，作者们在美国国际法学界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他们各自从法律、政治、道德伦理等多种视角对美国历任政府的重大外交举措，军事行动进行了评析，其中不乏对立观点的争鸣，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尽管这本书中描述的内容时间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时期，2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书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已不具备现实意义，但美国作为二战至今始终存在的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对“强权”和“真理”，“武力”和“国际法”的态度对分析其目前对外政策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本书内容概述
在第一章《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中，珍妮•柯克帕里克和艾伦•杰森对里根主义及其对国际法的刻意影响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他们在文中主张“里根主义”非但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背，反而是履行了《联合国宪章》要求捍卫人类民主、人权的义务。他们将促进民族自决、维护世界人权看作是美国政府的信仰，并重申“合法政府应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被统治者意志的基础之上”这一信念并没有随着1945年宪章的签署而消亡。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里根主义”和苏联的勃列日列夫法则、民族解放理论是本质不同的，因为苏联将干涉作为其压制民族自决的自由表达、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信条，而“里根主义”是为了维护和促进自由。在此，有必要引用一下被里根主义思想奉为经典的一段话：“不干涉主义，作为一种准合法性的道德准则，须为所有政府所接受。如同自由国家，独裁者们也须同意受其约束。除非他们如此行事，否则自由国家对其的信守只会招致令人痛苦的结局：非正义方可以援助非正义方，而正义方却不能援助同样的正义方。为推行不干涉而进行的干涉总是正义的，总是道德的，即使并不总是审慎的”。
关于这两位作者的背景也值得关注一下，珍妮•柯克帕里克曾于1981—1985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里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理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艾伦•杰森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也参与了里根主义的发展进程。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文中为何始终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的了，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导的对外政策的基调，尽管其间也因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而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接着在第二章《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中，路易斯•亨金教授对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国际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他对《联合国宪章》内包含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法则、重新诠释宪章的努力、人们对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性规范的例外建议、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法律权威解释、国家服从宪章的问题以及里根主义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法律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废弃宪章法则对于任何美国政府而言都是不可行的政策；重新解释宪章法则以削弱和模糊其规范化禁令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里根主义不管其在国内的支持如何，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它应该被抛弃，而且如果再次被证明有必要的话，美国也应采取杜鲁门主义，即有权“提供援助现有的民主政府抗击直接或间接的甚至包括国内叛乱在内的武装进攻来捍卫民主”。他的观点应该在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都具有一席之地，也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对武力使用原则的理解。
在第三章《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中，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专门论述了由超级大国建立并遵守的行为规则——“超级大国行事及相应行事的道德框架深远影响着它们之间一些未成文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对一超级大国最终诉诸武力抑或寻求合作之道起着决定作用”。他指出《联合国宪章》及有关武力使用的各种国际协定都包含着诸如“强制”、“对等”、“追求共同利益”这三大基础道德准则，就连调整美苏间的非正式安排也与道德考虑相关。同时他在文中提出了“实在”规则和“内在”规则的概念：“实在”规则源自超级大国之间“状况”的特定性质，它包括核威慑规则和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规则；而“内在”规则是超级大国为执行实在规则而构想出来的，如核领域中包含有维持核心均势、增强稳定性、禁止实际使用核武器这三类规则。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这些游戏规则的道德内涵，并对其利弊尤其是否定的一面进行了论述，他得出的结论是：里根主义从道德基础看，比起从法律基础看来更是不为人所取。对于美国而言，推行里根主义的代价或许很低，但事实上是将极其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了无辜的民众，他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美国试图削弱或摧毁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此外，他认为，在苏联经受国内和对外行为的剧变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在建立符合道德标准的游戏规则中扮演主要角色。
最后一章《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由担任过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威廉•D•罗杰斯执笔，尽管他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还是客观公正地评述了前几位作者的观点，总的看来他在使用武力的立场上和路易斯•亨金的观点大体一致，是反对里根主义的。他通过分析二战后国际法所面临的许多严峻事实和全球范围内的正式非正式的立法成果，指出：战争是战后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特征，尽管宪章没有实现彻底消除战争这一“人类灾难根源”的目标，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最大成就。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国家之间能够有效利用的毁灭性力量和它们之间实际使用的武力日益加剧的失衡，都在法律原则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他承认《联合国宪章》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款成为了理论上衡量武力使用的标准，它本身存在不严密，不严密会引发不确定，不确定则会导致规避的产生。他强调应避免纠缠于“是否所有有效限制本身都是法律’这一问题，他更看好通过特别达成的更加温和、简单但精确的协议在限制战争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三、本书对我的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大战虽然尚未发生，但地区性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从未停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事件更是频繁发生，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因而使用武力是当代国际法上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而非常巧合的是上面提到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美国直接参与或领导的，以国际法的视角审视这些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国际法原则与制度被美国的强权铁蹄所践踏。这不由使我深思起来。
在经历二战的浩劫后，于战争废墟上孕育出来的《联合国宪章》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禁止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确定为联合国会员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已发展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并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项强制规范（强行法）。 因此，该条款具有普遍而强制性的使用效力，世界上一切国家都负有不再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法律义务。在当今世界各国力量不均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该原则对维持国际和平、秩序与正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然，《联合国宪章》也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作了明确规定，只有在下述四种例外情况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
第一，反对原先敌国的行动。《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此条规定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第二，区域机关的执行行动。《联合国宪章》第52条第1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排除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用以应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而宜于区域行动之事件者；但以此项办法或机关及其工作与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符合者为限。” 《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款规定：“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除了上述两种可以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外，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两种使用武力的例外情况。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用武力才是实际可行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
其一，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这主要规定在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关集体安全措施的规定中。《联合国宪章》第42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
其二是指遭受武力攻击的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社会条件下战争的可能基础只能有两种，即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自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这样一种“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的规定，仍然有不少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使用武力，当然它们并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总是为自己寻找理由，想方设法为自己使用武力辩护，将之解释为符合宪章的规定。这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言：“对于需要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而就当代而言，武力的使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民主和社会制度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别国选择某种不同于自己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就对其进行干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曾经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经常性做法。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扛着这面大旗四处招摇，对别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状态指手画脚，美国人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因而它自认为有权对不符合它民主标准的国家进行言语甚至是武力攻击，从它称其他主权国家为“无赖国家”可以看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是对别国内政主权的野蛮干涉，它所谓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其推行国家政策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当然，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行为已有共识，正如国际法院所主张的“不得‘考虑创设一项新规则是一国有权因别国选择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就对之进行干涉’。而‘相反的观点将会使整个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和选择一国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的自由都不复存在’”。
2、人权危机和人道主义干涉
长期以来，为军事行动辩护还经常采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理由，认为为了保护某些民族不受血腥的镇压或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伤害，对相应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显而易见的，在联合国规范下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合理的 ，但从近几起大规模战争看，美国完全视联合国于无物，绕开联合国，自己随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必然会使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毕竟“使用武力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权的非常严重的——最严重的侵犯”， 而且一旦干涉者稍失分寸，则必将导致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甚至可能比原有的人权危机更为严重。美国以“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的独裁专制下丧失民主和自由，人权受践踏”为理由之一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便是很好的佐证。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始终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其他国家却要求近乎苛刻。举个例子便能很好的说明，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迄今还未批准大多数国家都已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美国的行径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断然拒绝和坚决反对，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法律显然不能以人权受到侵犯为理由——就允许任何国家进行破坏别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武力干涉” 。
3、反恐怖主义
黑龙江省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5月14日黑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防护措施
第三章 监测与监护
第四章 管 理
第五章 监 督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工业劳动卫生监督管理，改善劳动环境，预防职业病，保护职工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工业劳动卫生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和防治结合原则，消除或减少有害职工健康的因素，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营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的工业企业（以下统称工业企业）。
乡镇企业的工业劳动卫生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防护措施
第五条 工业企业应按国家规定具备劳动卫生防护措施。
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使用，使职工作业场所有毒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一）设计单位在基本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中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编写工业卫生专篇；
（二）工业企业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劳动卫生防护设施设计审查时，应同时提供工业卫生专篇；竣工验收时，应同时提供有关劳动卫生防护措施卫生效果鉴定评价书；
（三）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或投产验收时，有关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内容应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联合审查同意后，方准施工或投产。
第六条 现有工业企业应按国家规定每年在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中提取经费，用于改善劳动条件，增强卫生防护措施，减少或杜绝职业病发生。
第七条 任何工业企业不得将没有卫生防护措施而有害人体健康的作业转移或外包给其他企业及个人。凡因转移或外包有害作业而使承包者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全部由转移或外包单位承担。
第八条 工业企业严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参加有职业危害的工业生产劳动。
第九条 工业企业应执行国家有关女工保健的规定，保护女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健康。
第十条 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又未在限期内治理，严重影响职工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
第三章 监测与监护
第十一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测与监护的内容：
（一）劳动环境中各种粉尘、毒物、物理因素及其他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测定；
（二）劳动卫生防护措施的卫生效果鉴定与定期评价；
（三）有毒有害工种职工的就业前健康检查和定期健康检查；
第十二条 监测与监护期限按职业危害程度确定：
（一）产生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每三个月测定一次；
（二）有噪声、射线或其他物理因素等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每六个月测定一次；
（三）有毒有害作业职工的定期健康检查期限，按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进行，新招收的职工，应进行就业前健康检查，方准上岗工作，凡患有职业禁忌症者，不准从事与该禁忌症相关的有毒有害作业；
（四）劳动卫生防护设施卫生效果的鉴定应在其试生产时进行；企业设备大修后要进行一次卫生效果评价；定期卫生效果评价每二年进行一次；
（五）矿山劳动卫生监测与监护按国务院发布的《矿山安全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上述各项劳动卫生监测与监护，除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工业企业或其主管部门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外，均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机构负责。各级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业务指导和不定期抽查。
第十四条 工业企业应将监测结果按规定期限向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上报，并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
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对本系统的监测和监护结果，应按规定报上一级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
工业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应执行职业病报告制度，建立健全各项工业劳动卫生档案。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五条 工业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工业劳动卫生工作。各级工业企业主管部门应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机构和专兼职人员，负责本系统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管理工作，并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其职责是：
（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系统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组织、领导本系统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三）组织、管理本系统工业企业职工的健康监护和职业病人的治疗、疗养和安置工作，以及作业环境的监测和统计报告工作；
（四）负责本系统工业企业职工劳动卫生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育。
第十六条 工业企业的法人代表对本企业的劳动卫生及职业病防治工作负全面责任。
工业企业应将预防职业性危害，保护职工健康作为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内容之一。
第十七条 工业企业改变工艺流程，采用新技术、新原材料，产生职业危害的，在投产使用前，应经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
第十八条 职业危害因素种类多、接触人数多的工业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机构，设专职人员，负责本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授权其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机构、职业病防治机构或卫生防疫机构为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
省卫生行政部门委托企业系统的职业病防治或卫生防疫机构作为本系统的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
第二十条 各级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对下一级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实行业务指导，地、市、县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对辖区内省委托企业系统的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实行业务指导。
第二十一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职责是：
（一）监督执行国家和上级有关劳动卫生标准和规定的实施；
（二）负责劳动卫生监督、监测和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技术指导；
（三）对工业企业进行劳动卫生知识、卫生法规的宣传教育，协助培训工业企业劳动卫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四）对违反本《条例》的工业企业和责任者进行监督和处罚；
（五）定期或专题向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监督、监测及职业病防治情况。
第二十二条 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设立劳动卫生监督员，其职责是：
（一）监督所辖区内各工业企业劳动卫生工作，并根据监测与调查结果签署劳动卫生监督意见书；
（二）参加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调查处理，遇有争议时，有权在事故调查报告或结案报告书上签署不同意见；
（三）参加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劳动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有权不予通过和验收；
（四）根据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的决定，对违反工业劳动卫生法规的企业，提出处理意见；
（五）完成劳动卫生监督机构交办的事项。
第二十三条 劳动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可以进入生产现场了解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企业不得拒绝和隐瞒真相。
劳动卫生监督员对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与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对工业企业的劳动卫生实行监督。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劳动卫生标准的监测。劳动部门负责劳动卫生工程技术标准的监测；工会负责组织职工群众对本单位的工业劳动卫生工作进行监督，并教育职工维护卫生防护设施和遵守技术操作规程。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在工作中及时发现或报告隐患，避免重大中毒事故发生者；对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重大贡献者，应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罚：
（一）警告；
（二）限期治理；
（三）罚款，金额为三百元 － 一万五千元；
（四）停产治理。
以上各项处罚可以单独或合并适用。
停产治理的处罚，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立即执行。
第二十七条 受罚单位逾期拒交罚款者，每日加收1％的滞纳金，直至按规定交付罚款为止。
对违反本条例受到经济处罚单位的直接责任者、有关责任人和企业法人代表，处以一定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一次罚款在一千元以下的（含一千元），由县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一次罚款五千元以下的（含五千元），由市、行政公署的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一次罚款五千元以上的，由省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审批。罚款由当地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执行；属省工业
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直接处理的罚款，由省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执行。
第二十九条 受罚单位或个人对罚款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对单位的罚款，在税后利润留成中列支；对个人的罚款，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按工业劳动卫生监督机构的罚款通知书负责收缴。
罚款，上缴同级财政，用于企业改善有害作业条件和监测，不得挪用。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劳动卫生监督人员，在劳动卫生监督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与国家有关规定抵触时，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1988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