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公检法部门罚没收入管理和保证办案经费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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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公检法部门罚没收入管理和保证办案经费的通知》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公检法部门罚没收入管理和保证办案经费的通知》的通知
1990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各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
现将财政部1990年8月13日（90）财预字第79号《关于加强公、检、法部门罚没收入管理和保证办案经费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希遵照执行。明年起，法院业务经费将在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中单列。现结合法院实际，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法院在编报1990年度决算时，应将正常的人员经费、行政费、办公费、业务费（其中：办案费）分开计算，分别填入决算，为编报1991年度支出预算打下基础。编制1991年度办案费预算时，应参照今年实际支出数（包括因经费不足用当事人的钱办案的金额数以及应收未收案件所需办案费金额数等合并匡算），按实际需要数进行编报。
二、由于年初难以估算正确，在执行年度预算中，应根据实际需要按季编制追加预算，报财政部门核拨。
三、根据79号文件规定，遇有特殊或重大案件，开支数额较大，如“严打”、大型公判大会，耗费巨大的疑难案件等，办案经费确实不足时，应据实向同级财政专项申请，追加支出预算。
四、为了改善基本的办案条件，需逐步配置的交通、通讯、文秘、办公现代化等设备，各级人民法院应在年初预算中专项申请，列入业务设备购置科目中，不要混入办案经费中开支。
五、各高级人民法院、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从1991年起，应将所辖法院的决算报表和下年度支出预算报表及时汇总上报我院司法行政厅。
六、各级人民法院在各项经费的使用过程中，要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严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开支范围掌握使用，不得违纪、乱支。要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督，对违纪、乱支的除严肃查处直接经办人外，还应追究领导人的责任。
在贯彻落实财政部（90）财预字第79号文件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我院司法行政厅反映。
附：财政部关于加强公检法部门罚没收入管理和保证办案经费的通知 （90）财预字第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加强罚没财物管理，并保证公、检、法部门办案经费的需要，财政部于1986年和1987年先后制发了《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与《关于核拨公检法等政法机关办案费用补助两点规定的通知》。几年来，大部分地方能够坚持罚没收支两条线，在做好罚没收入收缴入库的同时，认真安排好办案经费的核拨工作，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解决公检法部门的办案经费，支持他们执法办案发挥了很大作用。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无视国家财政法规，擅自截留、挪用应缴罚没收入；有的或明或暗地采取办案经费补助与罚没收入挂钩的做法，多交多补，少交少补，不交不补；有的甚至实行办案经费补助直接从罚没收入中退库的办法；个别地方还下达罚没收入指标，实行定额上缴，超收分成。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单位乱罚款，有的单位出现了“以罚代刑”现象。不仅不利于严肃执法办案，也腐蚀了一些执法人员，影响了政法机关的声誉。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发〔1990〕6号文件精神，纠正某些地方罚没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支持公、检、法部门依法办案，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公、检、法部门对于罚没收入、赃款赃物的收缴和管理，要严格按照财政部（86）财预字第228号《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凡依法收缴的各项罚没款、赃款和罚没物资及赃物变价款，一律作为国家“罚没收入”或“追回赃款赃物变价收入”，如数上交财政，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坐支、挪用和私分。对违反规定的，应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暂行规定》严肃处理，各级财政部门对于公检法部门所需的办案经费，应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可能编列支出预算，予以核拨。要坚持罚没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实行办案经费与罚没收入彻底脱钩，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上交罚没收入中提留、退库或采取包干分成办法，凡已实行的要坚决纠正过来。
上述规定适用于各行政执法部门。
二、各级财政部门在年初安排预算时，要充分考虑到公、检、法部门的特殊情况，除安排正常的人员经费和行政费、办公费以外，还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办案经费，专款专用。并根据地方财力情况和办案的实际需要，逐年有所增长、逐步解决公、检、法部门办案经费的困难。
三、由于年初预算难以准确核定公、检、法部门的办案经费数额，因此，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各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收入情况和公检法部门的办案经费需要，按季编制追加预算，严格审核拨补。
四、各级公、检、法部门对遇有特殊或重大案件，开支数额较大、办案经费确实不足时，可向同级财政专项申请追加支出预算，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一次性专项拨款。
五、鉴于当前全国治安工作的需要，在近两年内，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实际拨付给公、检、法部门的办案经费，一般应不低于上年办案经费支出决算数。
六、公、检、法部门办案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
1．侦缉调查费：包括侦破、调研、审理案件的差旅费、邮电费、现场勘验费、办案专业会议费等；
2．办案专用车、船的燃料费和修理费；
3．罚没或扣留物资的运输费和仓储费；
4．案件告发人接待费、奖励费和协助破案单位的奖励费；
5．其他办案开支：包括办案宣传费、资料印刷费和技术鉴定费，以及经财政部门批准的其他办案费用等。
6．办案经费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开支和人员工资，严禁用于发放奖金；对查处重大案件有功人员的奖励金，应向财政部门申请专项拨款，不得在办案经费中开支；一般的交通、通讯等装备器材购置费应从年初预算中安排解决，大型购置费应专项申请预算，也不得在办案经费中开支。
七、各级公、检、法部门对财政核拨的办案经费，要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和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数额掌握使用，不得随意超支；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开支标准，防止敞口花钱。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挪用或浪费办案经费的，应予严肃处理。
以上规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并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既要加强罚没收入财务管理，又要保证公、检、法部门办案经费需要；即要解决乱罚款、“以罚代刑”的问题，又要严肃执法办案，防止出现失之过宽，该查不查，该罚不罚的现象。
1990年8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
1990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经高法字（1990）第35号报告收悉。经研究，现对该借款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答复如下：
一、该借款合同的签订地在北京，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借款合同纠纷案有管辖权。中信贸易公司给付贷款的方式是自带信汇和电汇，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在收款方贸易中心所在地连云港市。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借款合同纠纷案也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与借款合同本身虽属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其诉讼标的也不相同，但两者之间有着事实上的联系。委托合同的存在是借款合同产生的原因，借款合同的签订是为了保证委托合同的履行。该两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符合合并审理的条件。而且贸易中心起诉在先，起诉状的内容亦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两案合并审理，既便于法院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又可以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
三、现连云港中院已作出合并审理判决，中信贸易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中院不应再对借款合同纠纷进行实体审理。中信公司对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应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由该院在二审中一并审理。
此复
两岸四地教唆犯探析
作者简介：许豪 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100088
张倩 女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100088
摘要：近年来，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冲突日益受到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下，法律适用的协调本文在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从立法规定着手，进行深入的比较的，深入分析其理论根源及文化背景。
关键字：教唆犯 共同犯罪 从犯 正犯
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现代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透彻，但是由于近一个世纪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对生活不同价值观念和追求，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互有异同。本文拟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作一粗略比较，以期两岸四地在此问题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两岸四地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作为共同犯罪人种类之一的教唆犯，是采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因此它在刑事立法中与共同正犯与从犯相并列。台湾地区刑法中关于教唆犯的分类亦采取此论并沿用至今。大陆刑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而是将教唆犯归入正犯的一类。香港刑法对教唆犯没有专门规定共同犯罪有没有规定，而是将其归入从犯，“任何人协助、怂使或促致他人犯罪，即属从犯。”
关于教唆犯的概念，
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但在刑法典第25条规定：“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
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1 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教唆他人犯罪本身即是犯罪”2 。但香港的“教唆罪不是由立法而是由普通法创制的犯罪。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构成教唆罪，由判例法确定。”3
对于教唆犯的处罚两岸四地也有不同的规定，大陆刑法典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台湾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第3款规定：“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
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4
二、比较
（一）立法比较
一般认为，教唆犯不是独立犯罪的罪名，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有：1、二分法，把共犯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类（或者主犯和从犯），而教唆他人犯罪和帮助他人犯罪的都以论处从犯。2、三分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和从犯（或者主犯、教唆犯和从犯）。4、四分法，不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各国的立法也是从共同犯罪的角度确定教唆犯的含义。
大陆和台湾对教唆犯有专门的概念。大陆刑法典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台湾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澳门和香港没有教唆犯的概念
大陆和台湾刑法都将教唆犯定义为：“教唆他人犯罪的”。大陆和台湾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取了三分法，但采取的分类标准不同。
澳门将教唆犯规定在正犯之中，“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这里“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5 ；怂使他人犯罪是指某人犯罪之前故意劝导、唆使或鼓励该人犯罪（Callaem [1986]QB·808·）；促使他人犯罪，是指在某人犯罪至于故意力图该人犯罪（Attorey General’s Reference (NO.1 of 7975)如果）；）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的教唆罪与共同犯罪中规定的“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二级主犯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们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是：被告人在被定为二级主犯之前，必须是实际上已实施了犯罪；而教唆罪并无这一要求。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6 二级主犯是在一级主犯产生犯意、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其犯罪的，不同于我们研究的造意犯，相当与我们共同犯罪从犯的帮助犯。二者区别在于，帮助犯属于从犯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不确定，看教唆者在共同犯罪起到作用。此文我们对于此不作探讨。下文中着重探讨香港刑法规定的教唆罪。
将教唆犯独立规定说明大陆和台湾刑法的教唆犯的重视。台湾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从犯和教唆犯，而大陆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但是“教唆犯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7 ，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相并列，混淆了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后三者是按作用为标准的分类，而教唆犯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按照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便于定罪量刑。相比较，台湾关于教唆犯的分类更具有合理性。
（二）成立条件
大陆刑法理论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都认为教唆犯是故意地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因此构成教唆犯需要具备如下要件：首先，从客观方面说必须由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或者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人实施所教唆的犯罪。其次，从主观方面说，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8 台湾学者也认为，“教唆犯之成立要件包括教唆故意（主观要件）与教唆行为（客观要件）。”9 同时大陆和台湾刑法都认为客观方面只要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足以，而不要求被教唆人是了所教唆的犯罪为必备要件。
澳门刑法典在正犯中规定了教唆行为，认为正犯必须是“亲身或透过他人实行事实者，又或与某人或某些人透过协议直接参或共同直接参与事实之实施者，均以正犯处罚”。显然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澳门刑法没有规定教唆行为构成犯罪，按照澳门刑法对教唆者不能处罚。因此，教唆者构成犯罪必须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根据澳门刑法，教唆者构成犯罪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主观上又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之罪。
香港的教唆罪要求“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教唆犯罪的行为和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的故意”10 。几乎所有试图影响他人犯罪的手段都是教唆行为。“行为人可以以威胁、事假压力和说服为手段‘教唆’他人犯罪”（Invicta Plastics Ltd v Applin [1973] RTR 251）。教唆行为不一定要指向特定的人。在印维克他塑料有限公司（Invicta Plastics）一案中，报纸刊登的广告说物品的优点是可用来实行犯罪。现在的法律还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一天。尽管这一广告针对的是世界上不特定的对象，但也被认为是教唆行为。但是教唆内容必须是由判例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刑事责任
确定教唆犯的形式责任首先明确教唆犯的性质。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学说，即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前者是指教唆犯行为完全独立于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教唆行为就是构成教唆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其刑事责任不以实行行为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后者是指，教唆犯的教唆行为附属于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因为直接破坏法律规范的是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并不直接破坏法律规范，因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也以实行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
二重性说是目前大陆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主张大陆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有机统一。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关系而言，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它使得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产生联系，同时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暴露于世，因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这种相对独立性，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并实施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可见，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注：参见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大陆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将教唆行为分为独立教唆和共犯教唆两种：前者是指凡实施教唆行为，即使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也可以构成教唆犯，基于此大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者是指出来实施教唆行为之外，还必须被教唆人实施了所教唆的犯罪才能成立，同时教唆犯罪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独立教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共犯教唆“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根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分别视为主犯或者从犯适用不同的处罚原则。 台湾刑法仅笼统地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这是由于两地所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大陆刑法主要依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类，有利于教唆犯定罪量刑。而台湾依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进行分类。台湾刑法还规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此处显示教唆犯从属性。
澳门刑法没有规定独立教唆行为，对于教唆犯的规定，完全采取了从属性说，对“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的处罚以被教唆者是否已经“实行或开始实行”被教唆之罪。换言之，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对教唆者是构成犯罪。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显然将教唆犯完全视为正犯过于机械，也与教唆行为的世界危害性程度不相吻合，不利于体现罪责相应原则。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11 这里的规定是对共同犯罪中二级主犯的规定，并不是我们上述意义上造意犯的纯粹教唆犯的处罚。
香港刑法单独规定教唆罪，未将教唆罪的行为归属于任何共同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对教唆罪的处罚并不是采取独立性说，因为“在犯罪的故意还停留在一个人思想里，教唆者没有教唆他人（被教唆者）犯罪之前，或者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没有同意共同犯罪之前，不存在任何犯罪。” 12 现行法律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意图。在柯尔（Curr [1968] 2 QB 944）一案中,被告人被控犯有教唆妇女实施《1945年家庭补助法案》规定的犯罪，即收集这些妇女没有权利享有的社会安全补贴。被告人的定罪被推翻，理由是控方不能证明被教唆的妇女知道子被教唆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有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犯罪意图。
参考文献：
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3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4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5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6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页。
7 张明楷《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8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1－202页。
9 林山田著《刑法通论》1986年2月版，三民书局，第219页。
10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页
1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1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