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做好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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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10〕42号
各保监局、各中资财产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保监会党委的要求，农业保险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但当前气候条件异常、农业灾害多发重发，西南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特大旱灾，北方冬麦区持续低温，东北、西北气温回升缓慢，新疆、内蒙古等地遭受历史罕见的寒潮冰雪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困难。同时，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农民养猪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根据气象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干旱、低温等灾害的影响将继续存在，新的不利因素还会出现，农业生产面临着严峻挑战。
近期，国务院就进一步扶持农业生产做出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扶助政策。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加快落实中央强农惠农政策为核心，采取更有针对性、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做好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
一、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的总体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创新发展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巩固发展农业保险的大好形势，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经济补偿、防灾减灾、社会管理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具体要求
针对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和困难，各保监局、各相关保险公司要进一步行动起来，围绕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迅速制定保险服务方案和各项工作措施，扎实做好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
（一）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2010年，中央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将加大，补贴目录也将进一步扩大。各公司对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和油料作物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粮油棉作物保险，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条款，合理制定费率，配合春耕生产，全力抢抓农时，做好承保工作。对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和森林保险，要进一步拓展保险覆盖面。特别是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大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力度，继续贯彻落实“应保尽保”的要求。对今年新增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品种，要尽快制定试点方案，开发保险产品，全力予以推进。对地方支柱农业和特色农业，特别是肉、蛋、奶、渔、果、菜等“菜篮子”产品，要积极开展试点，扩大重要“菜篮子”产品保险在大中城市郊区和主产区的覆盖面，在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全覆盖，为地方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
（二）要坚持规范经营。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应符合我会《关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9〕56号）有关要求。拟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应事前向我会提交56号文所要求的各项材料。经办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承保、核保、查勘、定损和理赔流程，做到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要严格执行农业保险业务开办报告制度，严禁套取国家财政补贴或套取费用，严禁侵占、挪用农业保险理赔款。
（三）要做好防灾防损工作。要充分发挥保险业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加大对防灾防损防疫工作的投入。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农业保险在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中的经验，加强与气象、水利、国土等灾害管理预报部门和农业、畜牧兽医、林业等农林主管部门的合作，切实做好防灾防损工作，帮助农民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要结合有关预报信息认真评估对承保农作物的致害性，会同相关单位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条件成熟的地方可积极探索人工干预天气等方式。要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动能繁母猪专用识别系统和出险标的无害化处理建设，完善防疫体系。要完善灾害应急预案，加强培训，提高灾害应对能力。
（四）要积极开展创新。一是积极开展产品创新。要以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村主要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等为重点，积极拓展保险服务“三农”的领域。二是探索开展销售渠道创新。要加强与农经站、畜牧兽医站、林业站、农机站等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在投保、承保、核保、查勘等环节充分发挥相关组织和机构的特长。三是创新理赔方式。以提升理赔服务为重点，通过引入天气指数保险、卫星查勘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系统等新技术，优化理赔流程，及时足额将赔款支付给受灾农户，确保农业再生产能力及时恢复。
（五）要做好风险防范工作。要做好年度农业再保险安排，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再保险市场，扩大承保能力，转移分散农业保险风险，确保稳健持续经营。
各保监局、相关保险公司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要对今年农业保险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要加强与财政、发改、农业、林业等部门的协作配合，进一步抓紧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形成合力，切实做好农业保险工作，确保国家支农强农政策落到实处。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应将农业保险开展情况及时报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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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2000年11月24日 14:05 王利明/王轶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依学界通说，该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因而该制度业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关于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也未尽完备。如何建构我国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论，从而为其立法化进行理论准备，就成为民法学上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
罗马法上，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若无特殊说明，以下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仅指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应予注意的是，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给他人占有的，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1]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这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2]
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之所以不能象诸多的民事法律制度那样，追溯到罗马法，而是以日耳曼法的法律原则为契机演绎发展起来，绝非偶然。在罗马法上，由于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土地所有权关系易于确定，因而有助于将占有与物权分离，予以独立化，并在法律观念上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正如当时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言“所有权与占有非属相同。”[3]占有制度的机能在于保护社会平和，而不在于保护权利，一旦占有与可据以占有的权利，尤其是与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大法官在权利确定之前往往发布暂时维持占有现状的命令。[4]在这种占有观念支配下，受让人信赖物的占有人为所有权人缺乏合法依据，因而也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做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日耳曼法则不同，Gewerbe是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它是日耳曼物权法的核心概念，为物权的一种表现方式。日耳曼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Gewerbe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物权；又因为日耳曼土地上的权利不易确定，须以占有状态表彰权利，以占有推定权利的存在，所以Gewerbe具有公示性，权利藉Gewerbe而体现。占有其物者即有权利，而对物享有权利的也必须占有物，因而受让物的占有者，可能取得权利，而有权利但却未直接占有其物时，其权利的效力也因之减弱。当动产所有人以自己的意思，将动产托付于他人而由他人直接占有时，所有人权利的效力减弱，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就无从对该第三人请求返还[5]。日耳曼法的这种占有观念和其相应的制度设计，为日后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之所以言其为“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绝非有意贬损日耳曼法的功绩，而是由于，尽管从法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善意取得制度，曼法“以手护手”原则确有其渊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承认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仅是所有人丧失占有后导致其权利效力减弱的逻辑结果，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这种制度设计与日耳曼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日耳曼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权力因庄园化而引致的相对封闭性的必然结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大异其趣，二者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也正缘源于此。
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及我国现行法上的动产
善意取得制度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向有争议。即时时效说认为其依据在于适用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权利外像说认为其依据在于对权利外像的保护；法律赋权说认为在善意取得权利的情况下，是法律赋予占有人以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占有保护说则认为根据公示主义，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人，法律特别规定说则认为善意取得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6]以上诸说，见仁见智。我们认为，讨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应从以下两个层次着手：首先考察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上的逻辑依据，即考察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种法律推导的逻辑结果，何以可能。这一层次的考察意在揭示立法者是（或应当）如何运用立法技术在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同时，又有实现法律上的逻辑自足，从而保持体系上的完整性和法律制度间的相互协调。其次考察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这一层次的考察意在表明法律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系对何种社会需求做出的回应，应当说，这一层次的考察更具决定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善意取得制度何以得否定原权利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前述的几种学说都可归属于对善意取得制度法律上的逻辑根据的考察。我们认为，这几种学说难谓有优劣对错之分，因为各种学说，都是从不同的法制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的阐释，而且都与人们心目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化的具体设计相关。我国民法学者大多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系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这种观点颇值赞同。
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是什么？保护交易安全，即是回答。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的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1.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物品的复制品，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使得此物品与其同类的彼物品之间的区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而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3.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品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另需注意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时对受让人及适用客体的种种限制，都意在尽可能地兼顾原权利人的利益。原权利人的损失还可通过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承担而得以补救。在实践中，这种补救仅在极少数的情形，诸如无权处分人破产，或作为无权处分人的自然人死亡而未遗留财产等情形，才不能得以实现。4.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还有一个道德上的考虑。在物品系由原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转由无权处分人占有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所附加的限制），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与善意受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前者常要密切得多。也即是说，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与此同时，使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可由其控制的风险的影响，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的存在依据，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7]《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这与罗马法传统如出一辙（我们不难从中看出罗马法对普通法曾有的影响）。依此规则“美国法对于从受托人那里购物的买受人很少给予优待。买受人不仅必须证明自己出于善意并支付了公平对价，还须证明所有人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不当处分发生，或是曾给不当处分人以某种使人信赖的产权标记”[8]。然而，时至今日，该原则已被众多的例外弄得千疮百孔，除了盗窃物及其它的少数情形，其他所有的情形都有例外，从而最终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9]《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原则：“……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即不知卖方有诈，以为卖方是对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的购买人，则不论卖方的货物从何而来，即便卖方是偷来的，善意买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10]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11]。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原则的确认。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是否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学者认识不一。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详述如下：1.我国《拍卖法》第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拍卖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肯认态度。理由在于：首先，依该条规定，买受人在委托拍卖人无权处分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委托拍卖人，还是对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人，即使其明知该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归属，也即是说，即使买受人恶意，但只要不违反其他的强行性规定，例如《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即无须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买受人为恶意尚且如此，若其为善意，则举重明轻，更应承认其取得拍卖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所有权。其次，从该条文的用语来看，有“拍卖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云云。这说明，拍卖人和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具有给付内容的同一性，因而，无论是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还是其与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都只能表现为损害赔偿之债。既然他们都无需对真正权利人承担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更毋庸说是买受人了。这一法律解释从另一角度说明，《拍卖法》确实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2.我国《票据法》第12条没有如下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我们认为，依该条规定，也可通过法律漏洞填补方法，揭示《票据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所持的肯定态度。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类型多样，此处应选择反对解释的方法。所谓反对解释，系指依法律条文所定结果，以推论其反面的结果。换言之，即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就其反面所为的解释。由于并非任何法律条文均可为反对解释，而是以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内涵的包含及外延重合为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12]。我们无法直接对《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进行反对解释。因为该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属外延的包含即法律构成要件为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不符合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但应注意的是，《票据法》为民事特别法，属私法的范畴，私法上有一条重要的权利推定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依此原则，除了《票据法》上明文规定的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在其他情形，持票人均可享有票据权利。以上为据，我们可以综合该法第12条及其他规定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条文的法律构成要件，做为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这一法律效果的统一的构成要件，这样，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外延重合，满足了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我们即可对其进行反对解释，作为其结果：在不违反其他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票据受让人（持票人）从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转让人（无权处分人）手中出于善意取得票据的，可以享有票据权利。这至少说明，《票据法》不否认善意取得制度对票据的适用。3.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见，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综上可见，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鉴于前述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所昭示的种种理由，完成立法化，当是必然的选择。需附带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立法业已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
三、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
从功能上看，善意取得制度意在对特定类型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利益衡平。那么，善意取得制度对何种类型非正常的利益变动进行衡平？又是如何进行衡平的呢？这就引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应以实定法的规定为前提，但因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有较完整的规定，我们的讨论，只能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需要，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立法以及学者的观点，为我国未来的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由于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害攸关。因而各国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都对其构成设定了严格的要件。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物权立法，应就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1.受让人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
善意取得制度意在保护交易安全，因而唯有在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德国民法将第932条“无权利人的善意取得”规定在“让与”目下，并明定受让人得因第929条“合意与交付”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人，即表明了这一见解。此外，瑞士民法第714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1条，都做相同的要求。而前引《美国统一商法典》和《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对此点表述得更为直率。因而，对于当事人因先占、继承、盗窃、抢夺、抢劫而取得财产的情形，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而仅在受让人因买卖、互易、出资、赠与、消费借贷、清偿债务以及其他以权利的移转或设定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取得财产的，方有该制度的适用。另从我国《拍卖法》的规定来看，拍卖实为买卖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也应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即然强调受让人与转让人间须存在交易行为，则受让人与转让人自然不得为同一民事主体，因而对于法人与法人分支机构间，公司与其分公司间，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间的财产流转行为，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受让人通过交易行为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是否须有偿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学说对此意见不一[13]。我国大陆学者对此也存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受让人无偿取得财产，则不能通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权利，原权利人得要求其返还原物[1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偿受让并非善意取得的要件，即使是无偿受让，受让人也可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取得财产权利。我们认为，善意取得的适用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财产为前提。理由在于：在许多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本身就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即无偿受让财产，很难认其为善意；其次，由于财产是无偿接受的，受让人占有财产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而返还财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15]，尤其是当该财产在市场上有替代品时。
当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时，自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由于我国民法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此时，相对于善意受让人而言，无论转让人是主张占有的返还，还是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均无不可。但在受让人尚未予以返还时，有处分权人也主张返还的，为保护其利益，应承认有处分权人优先受返还的权利。一旦受让人在明知财产真实归属的情况下，仍向转让人返还的，应就因此给有处分权人造成的损失，与转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请求权基础系侵权责任。有处分权人自受让人处受让财产返还的，若有处分权人对转让人就财产尚存有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时，可依损益相抵原则处理双方的利益分配。当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可撤销时，应区别对等：当受让人享有撤销权时，若有处分权人在得行使撤销权期间不知无权处分情形的发生，则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取决于转让人是否行使撤销权，若有处分权人在此期间知悉无权处分情形的，为维护其利益，应承认其得径行行使撤销权。若转让人在得行使撤销权期间因各种原因成为有处分权人时，则不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转让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若转让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转让人为无处分权人，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转让人本来就无处分财产的权利。例如转让人仅是财产的承租人、借用人、受寄人等；另一种情形是转让人本有处分权，但嗣后因各种原因又丧失了处分权。例如转让人以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为目的受让财产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的。因法律行为的效力自始归于无效，从而使转让人在其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前所为的处分行为自始成为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二种情形，都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应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形，在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国家和地区，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因为作为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当然推论，债权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财产权利的取得，此时转让人已取得财产权利，并非无权处分人。
所有权人也可成为此处所指无权处分人。这主要发生在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限制或具有物权效力的限制情形，例如所有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所有人就其财产所为处分行为即为无权处分行为。另在分期付款买卖中，若出卖人采所有权保留方式担保其价金债权的实现，则出卖人就已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标的物所为的，与买受人期待权相冲突的处分行为，也属无权处分行为[16]。依前引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为处分时，其处分权也有欠缺。
3.标的物须为动产
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采占有为公示方法的动产，始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法国民法第2279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于动产，占有有相当于权利根源的效力。”日本民法第192条规定“平衡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在其动产上行使的权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也有类似规定，以限制善意取得制度得适用的财产范围。货币和无记名证券是一种特殊的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不动产的出产物，在其尚未与不动产分离时，为不动产的组成部分，自然无法适用，一旦其与不动产相分离，即成为动产，则理应有善意取得的适用。另依证券所表彰的动产如仓单、提单和载货证券等物权证券所表彰的动产，也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政府法制工作与构建“和谐杭州”研究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中城市投资环境第一位”、“中国最佳商业城市第一位”、“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等桂冠相继“加冕”，“和谐创业”的和谐杭州模式应运而生，这是我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立足文化积淀、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人文精神，探索出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杭州，对市民素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城市管理、生态建设、社会运行、民主法制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双重性：一是由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失调的始作俑者，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确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来理顺社会关系；二是由于政府又是公法制度变革、政府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推动者，因此政府又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而不能消极无为。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机关，是最大的权利机构，其行使的公权力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政府能否正确行使公权力，直接关系着社会运作是否顺畅、社会关系是否和谐、社会交往是否融洽。因为公权力是把双刃剑，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必定有助于平衡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冲突、推进“和谐创业”。而违法行使公权力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扭曲、社会矛盾滋生、公民权利受损。因此，政府及其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法定职责行使公权力，建设一个透明、诚信、负责、理性的法治政府，这是推进“和谐创业”的重点所在，也是构建和谐杭州的关键所在。
政府法制是一个形成历史不长的概念，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客观要求，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的必然产物。政府法制工作是各级政府在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中，依照法定职权所进行的立法、执法和对立法、执法实施监督的工作。1996年4月15日国务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将政府法制工作定位为参谋、助手。2003年9月28日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将政府法制工作定位为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领导办理法制事项的参谋、助手和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顾问。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进一步明确将政府法制工作定位为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国务院对政府法制工作的一贯要求，意味着政府法制工作承担着政府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确保公权力和谐运行的重任。
本研究报告重点研究政府法制工作在政府依法行政中的地位作用，我市政府法制工作的现状以及政府法制工作如何保障政府依法行政，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杭州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法制工作在推进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依法行政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法制宣传等方面内容。政府法制工作是整个政府工作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力量。政府法制工作通过政府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复议、应诉、政府法制宣传等项工作，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起到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而实现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和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建设的专门机构
依法行政，首先要求要有法可依。政府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法制机构则是政府立法的法定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根据依法行政的需要，统筹规划政府立法工作，拟订政府立法计划，报经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起草、审查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按照立法法、杭州市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要求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进行审查；督促、指导立法项目起草部门或单位的立法工作；承办政府规章的立法解释工作；提出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建议等。
（二）是对推进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机构
政府法制机构是政府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机构，又是受政府委托代表政府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机构，承担着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职能，同时还承担着对本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及本级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查的职能。
（三）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协调机构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执法是法制建设的关键，监督是实现法制建设目标的保障。政府法制机构的监督和协调就是依法行政的内部保障。政府法制机构通过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协调，保障了行政执法部门协调运转，保证了行政执法严格依法进行，保障了依法行政的实现。
（四）是推进依法行政的综合协调机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在这个系统中离不开综合协调和进行信息反馈与处理的组织机构。政府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实际工作中，通过协调部门之间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实施和执行中的矛盾和争议，通过立法调研、立法论证和协调、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召开座谈会、听证会，通过组织或参与行政执法检查活动，通过行政复议和参加行政应诉和对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等监督活动，解决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争议，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及国家法制的统一，开创依法行政的工作局面。
（五）是政府法制宣传培训的组织机构
政府法制机构通过举办法制讲座、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和依法行政报告会、依法行政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向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其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充分的认识，提高他们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为推进依法行政创造前提条件。通过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资格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常识、执法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六）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顾问
要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作为民事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处理的涉法事务也日渐增多。要有效地提高依法决策水平，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且超脱的专业机构为政府领导提供准确的法律意见。因此按照国务院对政府法制工作的定位要求，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行政的法律顾问，承担着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行为、合同行为等非诉讼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意见，代表政府参加诉讼活动。
二、我市政府法制工作保障依法行政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几年来，我市政府法制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主要工作和成就
1、加强政府立法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几年来，我市的立法工作从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营造有利于杭州经济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出发，紧紧围绕市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立足我市实际，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批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初步形成了与国家法律法规配套的城市行政管理法规制度。截止2004年底，市政府先后制定政府规章217余件，其中，规范和监督行政行为的政府规章9件。2002年，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对政府规章进行清理，共修改或废止不符合WTO法律规则及我国入世承诺的政府规章14件，其中，修改13件，废止1件；2004年，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现行有效地政府规章又进行了全面清理，共修改或废止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政府规章74件，其中，修改42件，废止32件。这对于保证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我市的正确贯彻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和解决我市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促进、保障全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管理，规范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我市严格按照执行《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加强对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对市、区、县（市）施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认真的清理。2002年，清理市委、市政府规范性文件7503件，废止173件。清理区、县（市）和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89000余件，废止1362件；2004年，对市政府及办公厅1990年以来发布的3600余件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废止82件。通过清理，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不合法问题得到了及时纠正。为了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市政府在2003年8月专门修订了《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过市政府法制机构的前置法律审查，将对政府及其部门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关口”前移，促进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
3、清理执法机构，培训执法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1997年5月市政府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要求，市政府依法对全市380余个行政执法主体逐一审核，对其中的226个符合执法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予以登记确认。因机构改革，2003年重新确认了129家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所确认的行政处罚主体，由市政府统一颁发了行政处罚实施主体资格证，并在《杭州日报》上予以公告，使全市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得到了进一步规范。我市从1997年开始，集中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试制度，具备《浙江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条件的发给行政执法证。没有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不得上岗执法。到2005年底，共培训考核行政执法人员2.5万余名。由于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不断加强培训考核力度，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4、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促进依法行政工作。一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和“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的要求，1997年12月，市政府发布了《杭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1998年5月市政府与46个行政执法部门签订了行政执法责任书，明确各执法部门的基本责任和行政执法管理目标。2003年8月，在总结第一轮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开展了第二轮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和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二是，严格开展行政执法责任制年度评议考核工作。我市在推行过程中，注重把执法责任制的有关内容和要求纳入各执法部门的目标管理和公务员考核范围，与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挂钩，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得到了各行政执法责任单位的高度重视。三是，推行行政错案责任追究制。为了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实施，1998年8月，市政府颁布了《杭州市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办法》。办法对错案的严格界定、责任人员的追究等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有力地促进了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
5、积极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将多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以解决执法队伍过多、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扰民”的问题，消除多头处罚的现象，提高行政效率和水平。2001年，经国务院法制办和省政府批准，我市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9月组建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成功地进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2003年，萧山、余杭两区相继成立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04年，经省政府批准，富阳市成为我省第一个县级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单位。2005年，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市、区、县（市）成立了文化综合执法队伍，开展了文化领域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目前，建德市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正在筹办之中。通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营造行政执法和谐氛围，使我市行政执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6、清理行政许可事项，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方案的要求，全面清理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项目的清理方面：对54个市政府部门上报的897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清理，梳理出645项审批项目。经审查，对符合行政许可法要求的360项行政许可项目，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予以确认并公布；对没有法定依据的220项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其余60余项属于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项目。行政许可实施主体的清理方面：经过清理，共确认63个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对4个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实施主体进行了调整。行政许可收费项目的清理方面：共清理出122个收费项目，其中清理前已取消了2个收费项目；清理后，取消了市级部门自行设定的2个收费项目，根据省政府的清理结果，取消了上级部门设定的93个行政许可收费项目中的16个，依法保留了20个行政许可收费项目，对5个不属行政许可收费项目的按照国家法律执行。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方面：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对现行有效的53件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清理，依法废止了2件地方性法规和修订了16件地方性法规。对现行有效的154件市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废止32件市政府规章，修改42件市政府规章。对1990年以来市政府及办公厅发布的3600余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了82件规范性文件。
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市政府制定了《杭州市实施行政许可工作制度（试行）》。该制度包括了行政许可的公示制度、申诉制度、听证制度等十项制度，构建起我市完整的行政许可配套制度体系。督促各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建立相关制度。目前，已有38个市政府部门、8个区、县（市）建立了相应的行政许可配套制度。为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严格实施，两次对区、县（市）政府和市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
7、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自1999年10月开始以来，已连续进行了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一轮审改，全市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463个，减幅达38%。成立了杭州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市级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实行了行政审批“窗口受理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二轮审改，全市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121项，减幅达30%。转移、下放了一批审批内容较简单的事项到区、县（市）一级。把一批需要监管、统计的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在审批方式上，继续强化了“一条龙”、“一站式”、“窗口式”服务模式。在审批时间上，缩短了三分之一的审批时限。在审批行为上，建立了“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第三轮审改，全市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110项，减幅为20%。审批时限再压缩了20%以上，进一步推行网上审批工作。同时，把放开非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效率、培育中介机构等作为审改重点。明确了行政审批重点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大事项。经过三轮审改，我市投资软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为了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市政府先后制定了《杭州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杭州市行政审批责任及其追究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过改革，我市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明显提高。
8、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依法纠正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法实施后，我市各级政府及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地进行了学习和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法律越来越熟悉、并逐步学会运用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从依法行政、依法监督的高度重新认识了复议制度的重要意义。实践中，各级复议机关通过依法办理复议案件，纠正和监督执法部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案件逐年增多。1996年至1998年三年间，全市各级复议机关共收到复议申请543件，平均每年180件。而复议法实施后，复议案件呈明显增多趋势，1999年271件，2000年375件，2001年395件，2002年460件，2003年360件，2004年646件。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我市政府法制机构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市依法行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法制建设有了显著的发展。但随着依法行政工作的不断深入，政府法制机构建设的制约因素逐步彰显，成为政府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樊篱。主要表现在区、县（市）法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配与依法行政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不相“匹配”。推进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法制机构完成依法审查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抽象行政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规范具体行政行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强化行政执法协调、解决行政执法争议，评价依法行政状况、完善依法行政工作等，任务重、时间紧、事项多，这就需要设置合理、编制科学的法制机构以予保障。但目前大部分区、县（市）政府法制办只配备了1~2名法制工作人员，影响了政府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成因是少数党政领导的法制观念相对滞后，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法制机构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在工作实践中遇到涉法问题才想到法制机构，平时很少过问依法行政工作，更谈不上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三、政府法制工作推进依法行政的对策与措施
为实现推进“和谐创业”的目标，政府法制机构必须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推进依法行政为核心，进一步加强行政立法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从立法、执法到监督的全过程强化政府法制工作，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法治化，加快“和谐杭州”建设的步伐。
（一）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为推进依法行政奠定基础
推进依法行政，制度建设是基础。法律、法规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和规范，从根本上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市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十八个“较大的市”之一，享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同时，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还要制定必要的规范性文件。要充分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的立法权限，立足我市实际，加大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力度，从源头上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规范政府行为的规章和文件，使行政管理有章可循。
第一、要正确把握制度建设的原则。政府立法和制定规范性文件要按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群众关注的需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城市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处理好制度建设及时“跟进”社会实践和适当“超前”的关系，将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制度建设项目加以考虑，使制度建设充分体现民意、反映民愿；要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目标要求与措施办法配套的原则，加强制度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要把握制度建设规律和时机，正确处理好制度建设与改革的关系，做到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制度建设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推动、引导和保障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一是要完善立法程序，增强立法工作透明度。在科学制定立法计规划，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调研和协调工作，通过调查、召开立法听证会或座谈会、发布立法草案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提高立法民主化水平。二是要加强立法审修工作。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本着权力与利益脱钩、权力与责任挂钩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公民、企业的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注意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使权责相统一，在规定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的同时，必须明确其相应的责任；设定管理相对人义务的同时，必须赋予其具体的权利，做到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三是要加强规章和文件的清理工作。进一步清理与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第三，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审查备案工作。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台的为数众多的规范性文件是广义上行政立法的一种，是法规的补充和延伸，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影响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必须严格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核、发布、备案程序，提高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市、区、县（市）政府及所属部门、各单位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出台前必须报送同级政府或本部门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印发，以保证其合法性。政府法制机构要切实履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和备案审查职能，发现违法问题及时纠正，从源头上防止因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而出现大面积违法行为。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为推进依法行政提供支撑
推进依法行政，执法是关键。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只有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都是执法行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严格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建成法制型政府。因此，要以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为重点，依法规范行政行为，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得到贯彻落实，为推进“和谐创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一，要切实做到依法决策。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决策权，做出的工作部署、指示、决定、批示和制发的文件等，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相抵触。要建立重大决策法律分析和论证制度，涉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事前要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或委托专家进行法律分析、论证；属于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重大决策，事前应召开听证会，听取相对人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建立决策信息公开制度，除国家规定保密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所做出的决策要向社会公开，市政府规章应在规定传媒上发布，应为公民查询有关文件和资料提供便利条件。要建立违法决策追究制度，发现决策不合法必须及时纠正并追究做出错误决策的主要或主管负责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二，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健全行政执法责任体系，把各部门承担的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落实到岗位和执法人员，建立权力界定、责任明晰、权力和责任相挂钩的量化考评目标，使每个执法人员都知道依法有权做什么、怎么做、不依法做应负什么责任，以规范行政行为，确保依法行政。同时，加强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将执法评议考核制纳入对各级行政机关的目标管理考核之中，与公务员岗位目标责任制相结合，与违法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相结合，认真对各级行政机关落实依法决策制度、规范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做出优秀、达标或未达标的综合评价并严格兑现奖惩；对执法违法行为，要按照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定追究违法者和主管领导的责任，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在规范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三，要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工作。把领导干部学法放在重要位置，认真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通过举办法制讲座、培训班或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使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本职工作岗位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基本内容，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认识到“一切行政权力源于法律、行政职权必须依法行使、不依法行使职权必须承担责任”，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同时，坚持不懈地做好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培训工作，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法规培训，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行政执法水平。要把培训与持证上岗执法制度结合起来，凡执法人员未经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不准上岗执法；凡上岗执法的执法人员必须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并定期接受培训考核，使每个行政执法人员自觉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循法”，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奠定基础。
（三）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为推进依法行政提供保障
推进依法行政，监督是保障。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防止行政权力的随意放弃或滥用，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要在自觉接受人大的权力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来自于政府外部的各种监督基础上，不断健全政府内部的监督约束机制，强化监察和审计机关的专门监督，特别是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层级监督，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监督的力度，使政府行为在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
第一，要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健全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定期对已出台的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解决执法中出现的问题，确保贯彻落实；要建立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制度和执法证件管理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单位是否具有合法的执法资格进行审查，并以政府的名义予以公告，同时，要求所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培训考试后持证上岗执法，为规范执法提供基本前提；要完善一般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一般行政处罚做出前应经本部门的法制机构进行审核，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要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以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要健全行政执法违法案件举报查处制度，接受群众举报，依法调查处理违法行政行为并反馈处理结果；要建立行政执法协调制度，依法协调部门间执法矛盾，解决相互推诿不作为或争权争利乱作为，损害管理相对人的利益、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问题。
2000年11月24日 14:05 王利明/王轶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依学界通说，该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因而该制度业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关于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也未尽完备。如何建构我国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论，从而为其立法化进行理论准备，就成为民法学上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
罗马法上，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若无特殊说明，以下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仅指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应予注意的是，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给他人占有的，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1]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这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2]
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之所以不能象诸多的民事法律制度那样，追溯到罗马法，而是以日耳曼法的法律原则为契机演绎发展起来，绝非偶然。在罗马法上，由于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土地所有权关系易于确定，因而有助于将占有与物权分离，予以独立化，并在法律观念上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正如当时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所言“所有权与占有非属相同。”[3]占有制度的机能在于保护社会平和，而不在于保护权利，一旦占有与可据以占有的权利，尤其是与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大法官在权利确定之前往往发布暂时维持占有现状的命令。[4]在这种占有观念支配下，受让人信赖物的占有人为所有权人缺乏合法依据，因而也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做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日耳曼法则不同，Gewerbe是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它是日耳曼物权法的核心概念，为物权的一种表现方式。日耳曼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Gewerbe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是一种物权；又因为日耳曼土地上的权利不易确定，须以占有状态表彰权利，以占有推定权利的存在，所以Gewerbe具有公示性，权利藉Gewerbe而体现。占有其物者即有权利，而对物享有权利的也必须占有物，因而受让物的占有者，可能取得权利，而有权利但却未直接占有其物时，其权利的效力也因之减弱。当动产所有人以自己的意思，将动产托付于他人而由他人直接占有时，所有人权利的效力减弱，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就无从对该第三人请求返还[5]。日耳曼法的这种占有观念和其相应的制度设计，为日后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之所以言其为“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宜”，绝非有意贬损日耳曼法的功绩，而是由于，尽管从法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善意取得制度，曼法“以手护手”原则确有其渊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承认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仅是所有人丧失占有后导致其权利效力减弱的逻辑结果，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这种制度设计与日耳曼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日耳曼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权力因庄园化而引致的相对封闭性的必然结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大异其趣，二者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也正缘源于此。
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及我国现行法上的动产
善意取得制度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向有争议。即时时效说认为其依据在于适用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权利外像说认为其依据在于对权利外像的保护；法律赋权说认为在善意取得权利的情况下，是法律赋予占有人以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占有保护说则认为根据公示主义，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人，法律特别规定说则认为善意取得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6]以上诸说，见仁见智。我们认为，讨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应从以下两个层次着手：首先考察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上的逻辑依据，即考察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种法律推导的逻辑结果，何以可能。这一层次的考察意在揭示立法者是（或应当）如何运用立法技术在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同时，又有实现法律上的逻辑自足，从而保持体系上的完整性和法律制度间的相互协调。其次考察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这一层次的考察意在表明法律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系对何种社会需求做出的回应，应当说，这一层次的考察更具决定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了善意取得制度何以得否定原权利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前述的几种学说都可归属于对善意取得制度法律上的逻辑根据的考察。我们认为，这几种学说难谓有优劣对错之分，因为各种学说，都是从不同的法制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的阐释，而且都与人们心目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化的具体设计相关。我国民法学者大多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系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这种观点颇值赞同。
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是什么？保护交易安全，即是回答。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的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1.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成为商品，被夜以继日地大量生产，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物品的复制品，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使得此物品与其同类的彼物品之间的区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而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3.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品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另需注意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时对受让人及适用客体的种种限制，都意在尽可能地兼顾原权利人的利益。原权利人的损失还可通过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承担而得以补救。在实践中，这种补救仅在极少数的情形，诸如无权处分人破产，或作为无权处分人的自然人死亡而未遗留财产等情形，才不能得以实现。4.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还有一个道德上的考虑。在物品系由原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转由无权处分人占有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所附加的限制），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与善意受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前者常要密切得多。也即是说，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与此同时，使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可由其控制的风险的影响，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的存在依据，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7]《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这与罗马法传统如出一辙（我们不难从中看出罗马法对普通法曾有的影响）。依此规则“美国法对于从受托人那里购物的买受人很少给予优待。买受人不仅必须证明自己出于善意并支付了公平对价，还须证明所有人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不当处分发生，或是曾给不当处分人以某种使人信赖的产权标记”[8]。然而，时至今日，该原则已被众多的例外弄得千疮百孔，除了盗窃物及其它的少数情形，其他所有的情形都有例外，从而最终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9]《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原则：“……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即不知卖方有诈，以为卖方是对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的购买人，则不论卖方的货物从何而来，即便卖方是偷来的，善意买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10]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11]。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原则的确认。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是否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学者认识不一。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详述如下：1.我国《拍卖法》第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拍卖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肯认态度。理由在于：首先，依该条规定，买受人在委托拍卖人无权处分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委托拍卖人，还是对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人，即使其明知该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归属，也即是说，即使买受人恶意，但只要不违反其他的强行性规定，例如《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即无须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买受人为恶意尚且如此，若其为善意，则举重明轻，更应承认其取得拍卖物品或财产权利的所有权。其次，从该条文的用语来看，有“拍卖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云云。这说明，拍卖人和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具有给付内容的同一性，因而，无论是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还是其与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都只能表现为损害赔偿之债。既然他们都无需对真正权利人承担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更毋庸说是买受人了。这一法律解释从另一角度说明，《拍卖法》确实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2.我国《票据法》第12条没有如下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我们认为，依该条规定，也可通过法律漏洞填补方法，揭示《票据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所持的肯定态度。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类型多样，此处应选择反对解释的方法。所谓反对解释，系指依法律条文所定结果，以推论其反面的结果。换言之，即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就其反面所为的解释。由于并非任何法律条文均可为反对解释，而是以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内涵的包含及外延重合为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12]。我们无法直接对《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进行反对解释。因为该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属外延的包含即法律构成要件为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不符合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但应注意的是，《票据法》为民事特别法，属私法的范畴，私法上有一条重要的权利推定原则：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依此原则，除了《票据法》上明文规定的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在其他情形，持票人均可享有票据权利。以上为据，我们可以综合该法第12条及其他规定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条文的法律构成要件，做为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这一法律效果的统一的构成要件，这样，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间的逻辑关系构成外延重合，满足了反对解释的适用条件，我们即可对其进行反对解释，作为其结果：在不违反其他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票据受让人（持票人）从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转让人（无权处分人）手中出于善意取得票据的，可以享有票据权利。这至少说明，《票据法》不否认善意取得制度对票据的适用。3.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见，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综上可见，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鉴于前述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所昭示的种种理由，完成立法化，当是必然的选择。需附带指出的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立法业已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
三、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
从功能上看，善意取得制度意在对特定类型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做出价值判断，进行利益衡平。那么，善意取得制度对何种类型非正常的利益变动进行衡平？又是如何进行衡平的呢？这就引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应以实定法的规定为前提，但因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有较完整的规定，我们的讨论，只能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需要，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立法以及学者的观点，为我国未来的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由于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害攸关。因而各国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都对其构成设定了严格的要件。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物权立法，应就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1.受让人通过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
善意取得制度意在保护交易安全，因而唯有在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德国民法将第932条“无权利人的善意取得”规定在“让与”目下，并明定受让人得因第929条“合意与交付”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人，即表明了这一见解。此外，瑞士民法第714条第2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1条，都做相同的要求。而前引《美国统一商法典》和《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对此点表述得更为直率。因而，对于当事人因先占、继承、盗窃、抢夺、抢劫而取得财产的情形，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而仅在受让人因买卖、互易、出资、赠与、消费借贷、清偿债务以及其他以权利的移转或设定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取得财产的，方有该制度的适用。另从我国《拍卖法》的规定来看，拍卖实为买卖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也应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即然强调受让人与转让人间须存在交易行为，则受让人与转让人自然不得为同一民事主体，因而对于法人与法人分支机构间，公司与其分公司间，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间的财产流转行为，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受让人通过交易行为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是否须有偿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学说对此意见不一[13]。我国大陆学者对此也存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受让人无偿取得财产，则不能通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权利，原权利人得要求其返还原物[1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偿受让并非善意取得的要件，即使是无偿受让，受让人也可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取得财产权利。我们认为，善意取得的适用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财产为前提。理由在于：在许多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本身就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即无偿受让财产，很难认其为善意；其次，由于财产是无偿接受的，受让人占有财产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而返还财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15]，尤其是当该财产在市场上有替代品时。
当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时，自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由于我国民法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此时，相对于善意受让人而言，无论转让人是主张占有的返还，还是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均无不可。但在受让人尚未予以返还时，有处分权人也主张返还的，为保护其利益，应承认有处分权人优先受返还的权利。一旦受让人在明知财产真实归属的情况下，仍向转让人返还的，应就因此给有处分权人造成的损失，与转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请求权基础系侵权责任。有处分权人自受让人处受让财产返还的，若有处分权人对转让人就财产尚存有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时，可依损益相抵原则处理双方的利益分配。当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可撤销时，应区别对等：当受让人享有撤销权时，若有处分权人在得行使撤销权期间不知无权处分情形的发生，则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取决于转让人是否行使撤销权，若有处分权人在此期间知悉无权处分情形的，为维护其利益，应承认其得径行行使撤销权。若转让人在得行使撤销权期间因各种原因成为有处分权人时，则不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转让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若转让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转让人为无处分权人，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转让人本来就无处分财产的权利。例如转让人仅是财产的承租人、借用人、受寄人等；另一种情形是转让人本有处分权，但嗣后因各种原因又丧失了处分权。例如转让人以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为目的受让财产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的。因法律行为的效力自始归于无效，从而使转让人在其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前所为的处分行为自始成为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二种情形，都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应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形，在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国家和地区，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因为作为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当然推论，债权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财产权利的取得，此时转让人已取得财产权利，并非无权处分人。
所有权人也可成为此处所指无权处分人。这主要发生在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限制或具有物权效力的限制情形，例如所有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所有人就其财产所为处分行为即为无权处分行为。另在分期付款买卖中，若出卖人采所有权保留方式担保其价金债权的实现，则出卖人就已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标的物所为的，与买受人期待权相冲突的处分行为，也属无权处分行为[16]。依前引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为处分时，其处分权也有欠缺。
3.标的物须为动产
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采占有为公示方法的动产，始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法国民法第2279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于动产，占有有相当于权利根源的效力。”日本民法第192条规定“平衡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在其动产上行使的权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也有类似规定，以限制善意取得制度得适用的财产范围。货币和无记名证券是一种特殊的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不动产的出产物，在其尚未与不动产分离时，为不动产的组成部分，自然无法适用，一旦其与不动产相分离，即成为动产，则理应有善意取得的适用。另依证券所表彰的动产如仓单、提单和载货证券等物权证券所表彰的动产，也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政府法制工作与构建“和谐杭州”研究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中城市投资环境第一位”、“中国最佳商业城市第一位”、“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等桂冠相继“加冕”，“和谐创业”的和谐杭州模式应运而生，这是我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立足文化积淀、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人文精神，探索出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杭州，对市民素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城市管理、生态建设、社会运行、民主法制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法治政府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双重性：一是由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失调的始作俑者，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主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确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来理顺社会关系；二是由于政府又是公法制度变革、政府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推动者，因此政府又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而不能消极无为。政府作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机关，是最大的权利机构，其行使的公权力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政府能否正确行使公权力，直接关系着社会运作是否顺畅、社会关系是否和谐、社会交往是否融洽。因为公权力是把双刃剑，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必定有助于平衡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冲突、推进“和谐创业”。而违法行使公权力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扭曲、社会矛盾滋生、公民权利受损。因此，政府及其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法定职责行使公权力，建设一个透明、诚信、负责、理性的法治政府，这是推进“和谐创业”的重点所在，也是构建和谐杭州的关键所在。
政府法制是一个形成历史不长的概念，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客观要求，是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的必然产物。政府法制工作是各级政府在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中，依照法定职权所进行的立法、执法和对立法、执法实施监督的工作。1996年4月15日国务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将政府法制工作定位为参谋、助手。2003年9月28日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将政府法制工作定位为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领导办理法制事项的参谋、助手和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顾问。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进一步明确将政府法制工作定位为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国务院对政府法制工作的一贯要求，意味着政府法制工作承担着政府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确保公权力和谐运行的重任。
本研究报告重点研究政府法制工作在政府依法行政中的地位作用，我市政府法制工作的现状以及政府法制工作如何保障政府依法行政，推进“和谐创业”、构建和谐杭州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法制工作在推进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依法行政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法制宣传等方面内容。政府法制工作是整个政府工作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力量。政府法制工作通过政府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行政复议、应诉、政府法制宣传等项工作，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起到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而实现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和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建设的专门机构
依法行政，首先要求要有法可依。政府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法制机构则是政府立法的法定工作机构。政府法制机构根据依法行政的需要，统筹规划政府立法工作，拟订政府立法计划，报经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起草、审查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按照立法法、杭州市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要求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进行审查；督促、指导立法项目起草部门或单位的立法工作；承办政府规章的立法解释工作；提出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建议等。
（二）是对推进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机构
政府法制机构是政府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机构，又是受政府委托代表政府参加行政诉讼活动的机构，承担着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职能，同时还承担着对本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及本级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查的职能。
（三）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协调机构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执法是法制建设的关键，监督是实现法制建设目标的保障。政府法制机构的监督和协调就是依法行政的内部保障。政府法制机构通过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协调，保障了行政执法部门协调运转，保证了行政执法严格依法进行，保障了依法行政的实现。
（四）是推进依法行政的综合协调机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在这个系统中离不开综合协调和进行信息反馈与处理的组织机构。政府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实际工作中，通过协调部门之间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实施和执行中的矛盾和争议，通过立法调研、立法论证和协调、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召开座谈会、听证会，通过组织或参与行政执法检查活动，通过行政复议和参加行政应诉和对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等监督活动，解决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争议，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及国家法制的统一，开创依法行政的工作局面。
（五）是政府法制宣传培训的组织机构
政府法制机构通过举办法制讲座、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和依法行政报告会、依法行政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向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其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充分的认识，提高他们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为推进依法行政创造前提条件。通过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资格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常识、执法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六）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顾问
要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水平；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作为民事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将不断扩大，处理的涉法事务也日渐增多。要有效地提高依法决策水平，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且超脱的专业机构为政府领导提供准确的法律意见。因此按照国务院对政府法制工作的定位要求，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行政的法律顾问，承担着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行为、合同行为等非诉讼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意见，代表政府参加诉讼活动。
二、我市政府法制工作保障依法行政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几年来，我市政府法制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主要工作和成就
1、加强政府立法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几年来，我市的立法工作从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营造有利于杭州经济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出发，紧紧围绕市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立足我市实际，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批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初步形成了与国家法律法规配套的城市行政管理法规制度。截止2004年底，市政府先后制定政府规章217余件，其中，规范和监督行政行为的政府规章9件。2002年，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对政府规章进行清理，共修改或废止不符合WTO法律规则及我国入世承诺的政府规章14件，其中，修改13件，废止1件；2004年，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现行有效地政府规章又进行了全面清理，共修改或废止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政府规章74件，其中，修改42件，废止32件。这对于保证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我市的正确贯彻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和解决我市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促进、保障全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管理，规范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我市严格按照执行《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加强对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对市、区、县（市）施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认真的清理。2002年，清理市委、市政府规范性文件7503件，废止173件。清理区、县（市）和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89000余件，废止1362件；2004年，对市政府及办公厅1990年以来发布的3600余件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废止82件。通过清理，规范性文件中存在的不合法问题得到了及时纠正。为了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市政府在2003年8月专门修订了《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经过市政府法制机构的前置法律审查，将对政府及其部门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关口”前移，促进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
3、清理执法机构，培训执法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1997年5月市政府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要求，市政府依法对全市380余个行政执法主体逐一审核，对其中的226个符合执法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予以登记确认。因机构改革，2003年重新确认了129家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所确认的行政处罚主体，由市政府统一颁发了行政处罚实施主体资格证，并在《杭州日报》上予以公告，使全市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得到了进一步规范。我市从1997年开始，集中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试制度，具备《浙江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条件的发给行政执法证。没有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不得上岗执法。到2005年底，共培训考核行政执法人员2.5万余名。由于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不断加强培训考核力度，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4、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促进依法行政工作。一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和“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的要求，1997年12月，市政府发布了《杭州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1998年5月市政府与46个行政执法部门签订了行政执法责任书，明确各执法部门的基本责任和行政执法管理目标。2003年8月，在总结第一轮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开展了第二轮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和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二是，严格开展行政执法责任制年度评议考核工作。我市在推行过程中，注重把执法责任制的有关内容和要求纳入各执法部门的目标管理和公务员考核范围，与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挂钩，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得到了各行政执法责任单位的高度重视。三是，推行行政错案责任追究制。为了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实施，1998年8月，市政府颁布了《杭州市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办法》。办法对错案的严格界定、责任人员的追究等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有力地促进了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
5、积极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将多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以解决执法队伍过多、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扰民”的问题，消除多头处罚的现象，提高行政效率和水平。2001年，经国务院法制办和省政府批准，我市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9月组建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成功地进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2003年，萧山、余杭两区相继成立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04年，经省政府批准，富阳市成为我省第一个县级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单位。2005年，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市、区、县（市）成立了文化综合执法队伍，开展了文化领域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目前，建德市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正在筹办之中。通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营造行政执法和谐氛围，使我市行政执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6、清理行政许可事项，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方案的要求，全面清理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项目的清理方面：对54个市政府部门上报的897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清理，梳理出645项审批项目。经审查，对符合行政许可法要求的360项行政许可项目，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予以确认并公布；对没有法定依据的220项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其余60余项属于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项目。行政许可实施主体的清理方面：经过清理，共确认63个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对4个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实施主体进行了调整。行政许可收费项目的清理方面：共清理出122个收费项目，其中清理前已取消了2个收费项目；清理后，取消了市级部门自行设定的2个收费项目，根据省政府的清理结果，取消了上级部门设定的93个行政许可收费项目中的16个，依法保留了20个行政许可收费项目，对5个不属行政许可收费项目的按照国家法律执行。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方面：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对现行有效的53件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清理，依法废止了2件地方性法规和修订了16件地方性法规。对现行有效的154件市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废止32件市政府规章，修改42件市政府规章。对1990年以来市政府及办公厅发布的3600余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废止了82件规范性文件。
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市政府制定了《杭州市实施行政许可工作制度（试行）》。该制度包括了行政许可的公示制度、申诉制度、听证制度等十项制度，构建起我市完整的行政许可配套制度体系。督促各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建立相关制度。目前，已有38个市政府部门、8个区、县（市）建立了相应的行政许可配套制度。为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严格实施，两次对区、县（市）政府和市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
7、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自1999年10月开始以来，已连续进行了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一轮审改，全市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463个，减幅达38%。成立了杭州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市级行政审批职能部门实行了行政审批“窗口受理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二轮审改，全市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121项，减幅达30%。转移、下放了一批审批内容较简单的事项到区、县（市）一级。把一批需要监管、统计的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在审批方式上，继续强化了“一条龙”、“一站式”、“窗口式”服务模式。在审批时间上，缩短了三分之一的审批时限。在审批行为上，建立了“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第三轮审改，全市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110项，减幅为20%。审批时限再压缩了20%以上，进一步推行网上审批工作。同时，把放开非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效率、培育中介机构等作为审改重点。明确了行政审批重点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大事项。经过三轮审改，我市投资软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为了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市政府先后制定了《杭州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杭州市行政审批责任及其追究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过改革，我市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明显提高。
8、加强行政复议工作，依法纠正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法实施后，我市各级政府及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地进行了学习和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法律越来越熟悉、并逐步学会运用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从依法行政、依法监督的高度重新认识了复议制度的重要意义。实践中，各级复议机关通过依法办理复议案件，纠正和监督执法部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案件逐年增多。1996年至1998年三年间，全市各级复议机关共收到复议申请543件，平均每年180件。而复议法实施后，复议案件呈明显增多趋势，1999年271件，2000年375件，2001年395件，2002年460件，2003年360件，2004年646件。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我市政府法制机构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全市依法行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法制建设有了显著的发展。但随着依法行政工作的不断深入，政府法制机构建设的制约因素逐步彰显，成为政府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樊篱。主要表现在区、县（市）法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配与依法行政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不相“匹配”。推进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法制机构完成依法审查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抽象行政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规范具体行政行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强化行政执法协调、解决行政执法争议，评价依法行政状况、完善依法行政工作等，任务重、时间紧、事项多，这就需要设置合理、编制科学的法制机构以予保障。但目前大部分区、县（市）政府法制办只配备了1~2名法制工作人员，影响了政府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成因是少数党政领导的法制观念相对滞后，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法制机构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在工作实践中遇到涉法问题才想到法制机构，平时很少过问依法行政工作，更谈不上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
三、政府法制工作推进依法行政的对策与措施
为实现推进“和谐创业”的目标，政府法制机构必须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推进依法行政为核心，进一步加强行政立法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从立法、执法到监督的全过程强化政府法制工作，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法治化，加快“和谐杭州”建设的步伐。
（一）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为推进依法行政奠定基础
推进依法行政，制度建设是基础。法律、法规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和规范，从根本上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市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十八个“较大的市”之一，享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同时，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还要制定必要的规范性文件。要充分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的立法权限，立足我市实际，加大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力度，从源头上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规范政府行为的规章和文件，使行政管理有章可循。
第一、要正确把握制度建设的原则。政府立法和制定规范性文件要按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群众关注的需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城市管理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处理好制度建设及时“跟进”社会实践和适当“超前”的关系，将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制度建设项目加以考虑，使制度建设充分体现民意、反映民愿；要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目标要求与措施办法配套的原则，加强制度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要把握制度建设规律和时机，正确处理好制度建设与改革的关系，做到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制度建设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推动、引导和保障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一是要完善立法程序，增强立法工作透明度。在科学制定立法计规划，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调研和协调工作，通过调查、召开立法听证会或座谈会、发布立法草案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提高立法民主化水平。二是要加强立法审修工作。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本着权力与利益脱钩、权力与责任挂钩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公民、企业的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注意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使权责相统一，在规定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的同时，必须明确其相应的责任；设定管理相对人义务的同时，必须赋予其具体的权利，做到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三是要加强规章和文件的清理工作。进一步清理与市场经济体制和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第三，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审查备案工作。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台的为数众多的规范性文件是广义上行政立法的一种，是法规的补充和延伸，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影响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必须严格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核、发布、备案程序，提高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市、区、县（市）政府及所属部门、各单位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出台前必须报送同级政府或本部门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印发，以保证其合法性。政府法制机构要切实履行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审查和备案审查职能，发现违法问题及时纠正，从源头上防止因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而出现大面积违法行为。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为推进依法行政提供支撑
推进依法行政，执法是关键。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只有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都是执法行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有严格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建成法制型政府。因此，要以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为重点，依法规范行政行为，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得到贯彻落实，为推进“和谐创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一，要切实做到依法决策。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决策权，做出的工作部署、指示、决定、批示和制发的文件等，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相抵触。要建立重大决策法律分析和论证制度，涉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事前要由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或委托专家进行法律分析、论证；属于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重大决策，事前应召开听证会，听取相对人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建立决策信息公开制度，除国家规定保密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所做出的决策要向社会公开，市政府规章应在规定传媒上发布，应为公民查询有关文件和资料提供便利条件。要建立违法决策追究制度，发现决策不合法必须及时纠正并追究做出错误决策的主要或主管负责人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二，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健全行政执法责任体系，把各部门承担的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落实到岗位和执法人员，建立权力界定、责任明晰、权力和责任相挂钩的量化考评目标，使每个执法人员都知道依法有权做什么、怎么做、不依法做应负什么责任，以规范行政行为，确保依法行政。同时，加强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将执法评议考核制纳入对各级行政机关的目标管理考核之中，与公务员岗位目标责任制相结合，与违法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相结合，认真对各级行政机关落实依法决策制度、规范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等情况进行检查，做出优秀、达标或未达标的综合评价并严格兑现奖惩；对执法违法行为，要按照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规定追究违法者和主管领导的责任，使行政执法责任制在规范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三，要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工作。把领导干部学法放在重要位置，认真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通过举办法制讲座、培训班或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使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本职工作岗位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基本内容，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认识到“一切行政权力源于法律、行政职权必须依法行使、不依法行使职权必须承担责任”，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同时，坚持不懈地做好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培训工作，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法规培训，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行政执法水平。要把培训与持证上岗执法制度结合起来，凡执法人员未经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不准上岗执法；凡上岗执法的执法人员必须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并定期接受培训考核，使每个行政执法人员自觉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循法”，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奠定基础。
（三）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为推进依法行政提供保障
推进依法行政，监督是保障。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防止行政权力的随意放弃或滥用，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要在自觉接受人大的权力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来自于政府外部的各种监督基础上，不断健全政府内部的监督约束机制，强化监察和审计机关的专门监督，特别是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层级监督，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监督的力度，使政府行为在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
第一，要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健全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定期对已出台的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解决执法中出现的问题，确保贯彻落实；要建立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制度和执法证件管理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单位是否具有合法的执法资格进行审查，并以政府的名义予以公告，同时，要求所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培训考试后持证上岗执法，为规范执法提供基本前提；要完善一般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一般行政处罚做出前应经本部门的法制机构进行审核，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做出后要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以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要健全行政执法违法案件举报查处制度，接受群众举报，依法调查处理违法行政行为并反馈处理结果；要建立行政执法协调制度，依法协调部门间执法矛盾，解决相互推诿不作为或争权争利乱作为，损害管理相对人的利益、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