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关于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管理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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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下发音像（电子）出版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新出字〔2009〕331号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加快音像（电子）出版业体制改革步伐，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新出产业〔2009〕298号）和《关于促进我国音像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出政发〔2009〕5号）精神，结合音像（电子）出版业的发展实际，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音像（电子）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和“三个一批”的具体实施方案。
　　一、关于转企改制要求
　　1.地方和高等院校所属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必须在2009年年底前全部完成转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必须在2009年年底前上报体制改革方案，在201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转制（其所属图书出版单位已确定为第一批转制的，所属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必须同期完成转制工作）。
　　2.音像（电子）出版单位须按照《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制工作基本规程》（新出字〔2009〕1号）的基本要求，认真做好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产权登记、参加社会保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注销事业法人、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工作。对未能按时完成转制任务的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将按照有关规定一律停办注销。
　　3.音像（电子）出版单位转制方案的主要内容及上报、审批程序参照图书出版社进行。
　　4.已转企改制的音像（电子）出版单位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二、关于“三个一批”方案
　　1.做强做优一批音像（电子）企业
　　对实力较强、基础条件较好的音像（电子）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在上市融资、出版资源配置、重点项目安排等方面予以支持和倾斜，力争在3年内，培育5至8家大型音像（电子）集团公司。
　　（1）重点支持组建2至3家以音乐为主业，集音乐创意、出版、制作、复制、发行及歌手演艺等于一体，在3年内实现净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双超10亿元的大型集团公司。
　　（2）重点支持组建1至2家以影视类、百科类为主业，集制作、出版、复制、发行等业务于一体，在3年内实现净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双超10亿元的大型集团公司。
　　（3）重点支持组建1至2家教育音像集团公司，通过整合国内教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资源，在3年内实现净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双超10亿元的大型集团公司。
　　（4）重点支持组建一家电子出版集团公司，通过开发、整合电子和网络出版数据库资源，在3年内实现净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双超10亿元的大型集团公司。
　　同时，重点支持20家导向正确、主业突出、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管理规范、运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的独立音像（电子）出版、制作企业。20家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
　　（1）企业专职人员在30人以上。
　　（2）净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均超过1000万元。
　　（3）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4）年原创国产音像、电子出版物品种不少于50种。
　　（5）近3年来没有违规记录。
　　（6）对在承担国家重大出版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较多、在“走出去”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音像、电子出版、制作企业予以优先考虑。
　　符合上述条件的20家企业，力争在3年内实现净资产和年销售收入均超过1亿元。
　　2.整合重组一批音像（电子）企业
　　将音像（电子）出版体制改革同出版资源整合、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布局调整、总量压缩结合起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积极鼓励和支持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的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先行整合，组建专业性音像（电子）出版集团公司；积极鼓励和支持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组建综合性音像（电子）出版集团公司；积极鼓励和支持独立音像（电子）出版单位以多种方式并入大型国有报刊集团、出版集团、印刷集团、发行集团、影视集团等文化企业集团；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政策许可领域、范围参与音像（电子）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或重组。
　　（1）对于净资产和销售收入均低于300万元的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原则上不再保留，要与有实力的图书出版社、报刊社或出版、影视、文化演艺集团公司进行整合。
　　（2）中央各部门各单位中同时拥有多家独立法人音像（电子）出版单位的，建议在部门内进行整合，原则上只能保留一家，或整合成立专业音像（电子）出版集团公司。
　　（3）中央各部门各单位中同时拥有独立图书和音像（电子）出版社的，建议音像（电子）出版社与图书出版社进行合并，可保留音像（电子）出版社副牌。
　　（4）鼓励和支持地方新闻出版、广电、文化等部门所属的音像（电子）出版社并入当地出版集团、报刊集团、发行集团、影视集团、文化演艺集团或有实力的图书出版社。
　　3.停办退出一批音像（电子）企业
　　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改革中不愿转制的予以停办；对在人员、资金、设备、场所等方面已不符合年度核验条件的予以注销；对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予以吊销。
　　（1）音像（电子）出版单位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发展难以为继的，停办退出。
　　（2）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在经营过程中，不守诚信，盗用他人版权有不良记录且情节严重的，停办退出。
　　（3）音像（电子）出版单位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明确表示不愿意改制或不愿意继续办下去的，停办退出。
　　（4）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在年检中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注销：①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取得国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的编辑人员。音像（电子）出版单位人数不得少于10人，其中从事音像（电子）出版业务2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以上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不得少于5人；电子出版社需有2人以上具有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②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工作场所。音像出版社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电子出版社有2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固定工作场所面积不得少于200平方米。③有正常的出版业务，两年内音像、电子出版物品种必须达到10种（含）以上。
　　（5）音像（电子）出版单位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且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出版许可证：①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制作、出版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内容的。②音像（电子）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备案。③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主管机关、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业务范围等，未按规定办理审批、变更登记手续的。④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向其他单位、个人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版号、电子出版物专用书号的。⑤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电子出版物制作许可证》的单位制作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委托未取得《复制许可证》的单位复制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⑥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出版未经批准擅自进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
　　三、关于组织领导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当地文化体制改革办的领导下，负责本地区音像（电子）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具体协调工作。
　　2.各主管和主办单位对所属音像（电子）出版单位转制工作要切实负起责任，对于未按照规定时间完成转制的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将予以注销，遗留问题由其主管主办单位自行解决。
　　3.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方案的精神，加紧制订音像（电子）出版单位转制方案。地方音像（电子）出版单位的转制方案须于2009年11月底前报送新闻出版总署备案，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音像（电子）出版单位的转制方案须于2009年12月底前报送新闻出版总署。
　　特此通知。
　　　　　　　　　　　　　　　　　　　　　　　　　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趋势及预防对策

王长君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近年来国际上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指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让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及时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最早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调解程序。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鼓励各会员国在制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时利用该决议。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指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是一种由未成年人犯罪各方利害人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和被害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恢复原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具有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因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谨慎为之。对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干预达到最优的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势头，引起了司法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的深刻变革，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龄、类型、手段、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刑法谦抑原则——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的法理基础

　　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刑法应作为社会抵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刑法谦抑主义所体现的是人类理性的自然法精神，推崇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更有效。法国法学家耶塞克认为，“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导致的其它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围内使用。”这就要求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注重刑法的建设作用和养成功能，而不是强调刑法的镇压、摧毁和威慑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眼于对被害人、社区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改造，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他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认为犯罪是反对其他个体或社区的行为；犯罪行为发生后，不应仅仅去谴责过去的犯罪行为，而应该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尽量弥补犯罪给当事人及社区造成的损失；罪犯的义务不是简单的接受惩罚，而应该积极地面对犯罪造成的结果，承担抚慰受害人或赔偿损害的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恢复犯罪前守法的状态，重新融入到社区生活当中。如果当事人各方对犯罪的处理方案达成一致，那么犯罪人就不必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的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这对于避免未成年犯罪人的“污点遭遇”和“标签效应”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理性思考

1、我国未成年司法的基本理念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基本理念有契合之处

　　未成年司法贯彻“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基本含义是未成年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并使两者有机结合，在未成年司法中对失足未成年应以“教育手段”为核心，努力以非惩罚性手段挽救失足未成年。这是由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的本质差别决定的。犯罪的本质在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而未成年人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一样， 具有社会危害性， 这也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受惩罚性。但是，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本质区别。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失足行为，是由于自身的是非分辨力差、易受影响所造成的。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经过教育即可以加以矫治，其部分不良行为甚至不加干预，待其心理和生理成熟后也能够自然得到矫治，其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显然不同。因此，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设计与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些诉求都能够从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注重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处理上的多元化相吻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也正是因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被当代各国所推崇。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特点就表现在它对已然犯罪的反应机制上：它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害、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

2、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价值取向与我国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相似之处

　　恢复性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和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协商（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人、朋友等参加）、圆形会谈（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对本案有兴趣的任何人参与）。具体到未成年人来说，其核心是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协调人协调、促进各方的商谈，并协助参与各方找到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这与我国的调解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2]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虽然我国刑事案件中的调解与恢复性司法程序相比存在显著区别，但这至少表明我国法律对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基本态度，就是允许用相对温和的不同于传统刑事程序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点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是相一致的。

3、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我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为贵”，老百姓普遍存在“忌诉”、“厌诉”的心理，主张冤家宜解不宜结，自古以来就有调解、和解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法律资源。遗憾的是，在我们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却忽略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味地强调借鉴西方法治的经验，推崇诉讼万能，结果导致法院大量的判决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其不但不能平息社会纠纷，反而加剧和扩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在这种背景下，“和为贵”式的人民调解重新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因此，“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4、国外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成熟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构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恢复通道。加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可以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悔罪的各种途径，包括体验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等。例如，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警察如果发现犯罪人实施了犯罪， 首先要同犯罪人面谈， 然后带他们去作案的现场。如果他们是盗窃商店，就带他们去被盗窃的商店，跟商店老板面谈。这样使未成年犯看到他们行为的危害性，可以较快地促使他们对自己罪过的反省，也较容易使被害人原谅这些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的基础上，采取道歉、忏悔等情感方式以及金钱赔偿的物质补偿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也能够使得法庭教育寓于法庭审判的全过程，改正法庭教育流于形式的现状。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分制度，以凸显刑法的教育、保护功能。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建立了保护处分制度。如日本现行《未成年法》规定的保护处分制度，其保护处分限定为保护观察、移送教养院或养护设施、移送未成年院三种。英国对犯罪未成年采取的保护处分措施一是拘禁性保护处分，称为拘禁判决；二是社区保护处分，称为社区判决。确立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圈，综合被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家庭成员、警察、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意见，达成处罚协议，能够有力地综合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矫正。

5、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位是造成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法制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相比，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显得过于单薄。有关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只能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找到零星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这些特殊规定充其量是正规刑事法律的有限的补充，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来说力量微不足道。1991年9月4日我国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2007年6月1日起实施。1999年6月28日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说，这两部法律的出台和修订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和日趋成熟。但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原则性较强，缺乏相应的具体操作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健全。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因此在实践环节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活动的更多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以及刑事政策，具体运作上只是停留在参照成人法的基础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全面构建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准则的基本框架。该规则立足于把未成年同成年人明确分开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具有专门业务、工作人员和服务等完全独立的体系结构。这可以说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处罚主义”逐渐转化为“保护主义”，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置以教为主、以罚为辅，除重大犯罪外，一般以实施保护性管训处罚为原则。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未成年刑事司法中，却没有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置原则。在我国，有50%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 而在德国只有4%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

6、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现的新趋势

（1）、犯罪年龄低龄化

　　前几年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而近几年则为14至16岁，犯罪年龄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其中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12%，出现了“危险的14岁”的现象。
　　
（ 2）、犯罪类型多元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主，其中抢劫、盗窃、抢夺犯罪尤为突出，此外，杀人、强奸、绑架、伤害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还出现在毒品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发生在校园周边针对在校学生的敲诈、抢劫等各种案件，已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个别学校周边案件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到了在校学生及家长的情绪，危及学校的正常秩序和该地区的社会治安。

　　（3）、犯罪手段成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