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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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政府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11月18日拉萨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罗布顿珠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市政工程设施的服务功能，改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县城、建制镇的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含改造、拆迁)的管理工作。
　　国土规划、公安、工商、环保、水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协同作好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下列设施：
　　（一）城市道路：车行道、人行道、广场及其附属设施；
　　（二）城市桥涵：桥梁、涵洞、立交桥等及其附属设施；
　　（三）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下水主管、支管,雨水井、检查井等；
　　（四）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城市道路、桥涵等处的照明设施。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管并重的原则。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发布市政工程设施的施工季节指导意见，保证建设质量。
　　第六条 沿街单位、商户应当积极履行“门前四包”责任， 保护市政工程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二章 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

　　第七条 市政工程设施竣工后，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有关档案资料移交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和城市建设档案管理部门。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不予接收，不得交付使用。
　　第八条 市政工程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一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由有关责任单位负责保修。
　　第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资金依据市政工程设施类别、设施量及定额标准，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协同财政部门制定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厂矿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及个人投资兴建的市政工程设施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防洪规划的要求，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负责做好自建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工作。
　　第十条 承担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的技术规范，定期对市政工程设施进行养护、维修，确保质量。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十一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二）擅自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履带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四）机动车、畜力车在铺装路面的城市人行道上行驶或者停放；
　　（五）机动车在市区道路上试刹车；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有关的技术资料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费用。
　　第十三条 下列情况不得挖掘城市道路：
　　（一）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不满5年；
　　（二）整体罩面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不满3年；
　　（三）自治区、本市重大活动期间。
　　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必须经市或者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地下管线穿越城市道路的，应当顶管施工，不具备条件的，必须分段开挖；
　　（二）纵向挖掘城市道路必须分段进行，每段控制在200米以内；
　　（三）施工现场应当围栏作业并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
　　（四）机具、物料以及弃土不得超出批准的占用范围；
　　（五）凡是危及地下设施及周边建筑物、公共设施安全的，应当立即停止作业，通知该设施的产权管理单位，经妥善处理后再行作业。
　　第十五条 掘路工程经验收合格后，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单位应当及时恢复路面。
　　横向挖掘城市主干道在3日内、其他城市道路在5日内应当修复完毕；纵向挖掘城市道路应当分段及时修复。
　　第十六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施工，确需变更的，应当提前1个月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占用终止或者挖掘竣工后，占用、挖掘单位应当在批准的期限内清理现场，通知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十七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产权单位必须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四章 城市桥涵管理

　　第十八条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过车桥涵两端设置限载、限高标志。
　　第十九条 桥涵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桥涵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停放车辆、施工作业；
　　（二）驾驶超重、超高、超长机动车辆以及履带车擅自通行；
　　（三）擅自利用城市桥涵铺设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
　　（四）损坏、移动城市桥涵附属设施；
　　（五）机动车在桥梁上试刹车；
　　（六）擅自在桥梁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
　　（七）其他侵占、损害城市桥涵的行为。
　　第二十条 超限车辆或者履带车需要通过城市桥涵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部门监护下通行，需要采取防护或者加固措施的，其费用由过桥车辆所属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利用桥体架设各种管线及其他设施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占用审批手续。

第五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二条 凡是直接或者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
　　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关排水资料、图纸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水许可和接管手续，并按照有关规定交纳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新建市政道路或者排水管必须将雨水、污水管道分置处理并严格按照排水主管部门的要求实施。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占压、填埋排水设施；
　　（二）向排水设施及起调洪作用的蓄水池塘内倾倒垃圾；
　　（三）在排水断面内筑坝、设闸、横穿管线；
　　（四）在排水设施用地范围内搭棚建房、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挖坑取土、种植、掩埋；
　　（五）擅自接管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
　　（六）擅自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有毒、有害污水；
　　（七）向检查井、雨水井内倾倒污水、垃圾、粪便、渣土和其他杂物或者设置障碍物；
　　（八）其他损害、侵占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使用城市排水管网设施的单位或者个人，因使用不当或者水质超标而造成城市排水、防洪设施损坏或者堵塞的，维修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六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道路、不
　　售票的公园和绿地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上地下管线、灯具、工作井及照明附属设备。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及其周围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迁移、改动照明设施；
　　（二）擅自在照明灯杆上架线、接用电源；
　　（三）擅自在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
　　（四） 非法占用、偷盗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五）故意打、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六）其他损害照明设施及有碍维修作业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新建、改建工程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伍施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验收。
　　确需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必须持城市规划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有关技术资料，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迁移、拆除费用由申报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确需使用城市道路照明灯杆架设其他线路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城市道路照明架空线路距树木的安全距离不得小于1米；不符合安全距离的，园林部门应当及时修剪。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道路照明电缆线路附近水平或者垂直施工作业，危及线路安全的，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保护措施后方可作业，其费用由施工作业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实施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承担城市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未定期对市政设施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修复竣工，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1993年9月15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拉萨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